时务学堂大门后藏着一条近代史的大河(图)
在长沙，时务学堂自1897年冬在晚清湖南维新运动中创办后，“影响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然而这座原本应该高调的时务学堂，却仅剩半隅窄地，悄然隐身于今天三贵街一个叫“天倪堂”的秘密宅院中。这个宅院的面积，只占到当年时务学堂旧址的八分之一
寻访遗址走进爬满常青藤的宅院
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陈云章先生在世时，曾经带着陈先枢、梁小进和我等人，一次次转到中山西路长沙市粮油公司(现为富湘粮油连锁公司)及长沙市粮食局宿舍区内。老人指点说，此处才是当年时务学堂主体建筑所在地。
今天的人们去寻访时务学堂残存的遗址，只能在熟人的带领下，轻轻推开三贵街天倪堂的大门，扑入眼帘的一切，让人感觉面前恍然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一条大河。
近代名人梁启超，题写的“时务学堂故址”数个大字，仍在这间秘密宅院内闪耀光芒。作为私宅，显然这里不适合推荐给游人，这里也不能正式接待游人。人们只能隔着红色大门，去聆听一些在这座城市飘荡过的声音。现在，时务学堂旧址恢复，极有可能重现希望。
伟人毛泽东对时务学堂的回忆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时，数次谈到长沙时务学堂，谈起对他影响很大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
毛泽东说：“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戌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时务学堂倒了。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有关时务学堂的评价甚多，比如，时务学堂学生、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就说过：“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民四倒袁之役，皆时务师生合力为之，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1922年梁启超题“时务学堂故址”始末曾在长沙时务学堂当过总教习的梁启超对于时务学堂的回忆和评价更是连篇累牍。
1922年8月31日，梁启超因到湖北武汉，特意转道长沙，匆匆停留两天，在长沙的这两天中，大小演讲和宴会上，梁启超几乎每一次都要提到长沙的时务学堂。
梁启超于1922年8月31日上午11时乘火车到达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湖南省长赵恒惕亲往火车站迎接。在火车站梁启超就给长沙的朋友仇鳌和唐巘打去电话，随即在天乐居旅馆休憩，仇与唐两友来到旅店共进午餐后，“发已半秃，精神似甚佳”的梁启超，即偕仇鳌和唐巘往小东街(今中山西路)泰豫旅馆(今长沙市富湘粮油连锁公司)，“访时务学堂旧址，寻得其二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拍一小影，遂至暑期学校，书‘时务学堂故址’数字，请仇、唐刊在该处(指泰豫旅馆)”。(见1922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之《梁任公到湘第一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吴天任著《梁启超年谱长编》)
据此看来，传言中泰豫旅馆言老板请梁启超题字一事，似与当年报纸新闻记载中的事实不符。
梁启超的题字从1922年起，一直悬挂于泰豫旅馆中，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民元之际，梁启超先生曾一度再至长沙，手书‘时务学堂旧址’六字悬于旅馆厅上，后来旅馆停业，不知此字迹落于谁人之手。”
陈云章先生在世时，亲口对陈先枢、梁小进和我说：这幅字，在1938年冬的文夕大火前，由湘潭的言老板取下，贴身携带至湘潭，因言老板公子与陈云章为湖南大学同学，陈云章后来以40担大米的价钱易得这幅字，后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岳麓书院时，陈云章将这幅字捐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至今这幅字仍对外展示。
十多年前，黄曾甫、黄粹涵、周世升等老人曾对我说，他们在年轻时，曾经结伴去泰豫旅馆，就为看时务学堂故址梁任公的这幅字。旅馆门前南北来往参观的人群熙熙攘攘，此处俨然就是长沙一处著名景点。
9月1日下午4时，梁在长沙第一中学讲堂讲演，称：“此回来湘，有一最新之感慨，即予在时务学堂时为25岁，今年恰50岁，是半生之中心点，适在湖南，今岁又来湖南，殊为巧合，故予十分愉快。但又因此发生许多感慨，予在时务学堂日，一班四十人中，有11人随我俱去……至今11人中惟范静生一人，我不禁生悲绪……我与湖南有最深之历史，自有最大之希望。今日得见诸君，正如二十五年前所见之时务学生，生气勃勃，大有希望。”
梁启超细说时务学堂
梁任公演讲录·湖南教育之回顾
关于时务学堂亲历者的回忆文章，目前存世并不多，似乎仅见1961年12月《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刊有唐才质的《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一文。今翻阅1922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获得梁启超于9月1日下午5时在第一中学大讲堂原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讲演记录稿，因梁启超在次日11时须赴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讲演，这篇讲演稿只讲到了回顾一节，即行色匆匆离长而去。据当年报纸记载，“梁任公将25年前湖南时务学堂一节详细叙述，听之使人忘倦”。在此演讲前，梁启超在湖南省教育会的饯行宴上说：“我希望湖南急设大学……湖南如果成立大学，承蒙不弃，甚愿来此，担任教习。”现将这篇似乎不见录于《梁启超全集》的梁启超细说时务学堂一文，原文照录如下：
梁启超演讲，余盖、李厚孚记录
今日(即1922年9月1日)，在此同贵省教育界诸君聚会一堂，我觉有很大的荣幸和感慨。
我不是湖南人，更不是湘省教育会中人，但我常觉梁启超的名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在湖南同胞，或者也有同样的感想。所以，我很愿意把从前在湖南所办的教育事业与诸君谈谈。
时务学堂在全国占先进的地位
我来湖南办时务学堂，在25年以前，我才满24岁，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只有北京同文馆、广东的广东方言馆，是专造翻译人才的，要想学洋鬼话翻译的才去入学，否则是不入这种学堂的。我现在每每回想到此，觉得太奇，但那时却视为天经地义。而那时学生，除要学洋话外，还要求学问的，即是湖南的时务学堂。所以时务学堂不仅在湖南占先进的地位，即在全国也是占先进的地位。
以现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来看，那时的教育极幼稚，极可笑，而如时务学堂，只分中文、西文两部，中文部设经史等课，西文部设格算等课，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学堂。校址即在现在小东街的泰豫旅馆，第一班学生40名，寄宿讲演都在其内，我是总教习，当时时务学堂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
不过，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即陈宝箴)，他是曾文正(曾国藩)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陈三立)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江标)、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黄遵宪)，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凤凰人熊希龄)、谭复生(浏阳人谭嗣同)、皮鹿门(善化人皮锡瑞)、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给陈宝箴写信图谋湖南独立
那时的青年都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两个目标去，而我们在湘做的事，分作四项是：
一、办时务学堂；二、组建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
南学会是公开讲演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的话。
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
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
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
那时，我们研究国家政治，亦甚可笑，公然把世界各国分作三等，列为一表是：
一、头等国——共和国家；二、二等国——君民共主的国家；三、三等国——君主专制国。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可胜举。在这种时候，作新法运动的青年，皆不认识ABCD……所说的话，完全由于自造，故有些好，有些不行。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但是怎么能够使湖南独立？对陈右铭怎样说这些？依照陈伯严所想的办法，由我对陈右老写一封长信，大致说：“旅顺大连台湾……都被洋人强夺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尘，湖南须独立建都，作为留种之地。”
此本是我们青年的妄想，陈右铭自然不肯依从。但他的心里，也很感动，想打主意，救北京政府，这皆是我们二十五年前在湖南的离奇思想和举动。
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即松坡，就是今天葬于岳麓山之蔡锷)，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每天除教授这些学术外，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我就借题发挥，宣传主义，而学生发愤求学，又很守规矩，两三月后，就得舆论赞许。王湘绮先生来考试学生公羊传，也颇称赞，以为读书得间，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已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影响，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大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由是新旧大开战，南学会、湘报平日言论是很和平的，以此时也和社会奋斗起来了，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
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本拟病好后再回湘讲学，因病好时，北京有维新的动机，我们就乘这个机会把大本营移到北京，我同谭复生都到北京去了。
我们去后，两湖总督张之洞要取消时务学堂，陈右铭却极力维持，后因我和谭去了，没有得力的人主持，加以戊戌变政失败，右老去职，复生遇难，熊秉三被地方官看管，这学堂当然不能永久维持，后改为求实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学堂。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化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班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势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
本题原为“湖南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因为时间匆促，只能略略述完回顾三段，候至教育会，再将前瞻的意思贡献。
(注：小标题为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