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史通 曲笔》和《文史通义 书教下》，《圣武记 康熙勘定台湾记上》的译文
不好意思，另外两篇都看不懂
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啊！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