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儒刺孔——仁义道德是一种知识吗？
莫遇 [huangq6468@sohu] 发表于2006-04-0
人类是用各种知识和技能武装起来的。能够掌握知识和技能，这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失去了知识和技能，人类则愧为万物之灵长。
技能使人强大，知识使人高贵。知识和技能本来密不可分。但自从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之后，知识和技能就慢慢地区分开来。技能好像是人手的特长，而知识则属于人脑的专长。技能是低贱的，知识是高贵的。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掌握知识的人慢慢地爬上人类的更高等级，成为专门统治别人的高贵者。
据说，这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这是人类社会分工协作的最高而且也是最后的一种形式。没有人可以反驳这种分工的合理性。人类需要知识，渴望着知识，就像人类需要食物一样。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饥俄的婴儿，这个婴儿永远长不大，而且还永远吃不饱。所以能够为人类生产知识的人就有资格成为人类的统治者。人类是如此渴望着知识有时就难免饥不择食，把伪知识也当作知识囫囵吞枣地咽到肚子里去了。那当然，生产伪知识的人也被暂时披上了圣贤的外衣，并且取得了对人类的暂时的统治权。
真知识和伪知识，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其实真知识和伪知识一样都能填饱饥饿婴儿的肚子，他们的区别就在于：真知识使人类的婴儿越长越健壮，而伪知识则使人类的婴儿逐步退化，越来越衰弱。就像是一年前在广州出现的大头婴儿一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脑袋大，聪明多，其实他们的脑袋里盛的是水。
仁义道德，是一种知识吗？这话我想拿来问那些生活在今天的孔门信徒们：仁义道德究竟是不是一种知识？
回答是否定的。仁义道德不是一种知识。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传授、能够学习，只有仁义道德是不能够传授而且也不能够学习的。
不久以前，某位生活在北京的当代大儒做下了一桩羞耻之事。事情暴露了，有人为大儒辩解说：大儒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当代的儒学大师……
我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真是欲辨无言，心里比吃下一只苍蝇还要难受。做医生的要会给人诊病，做工程师的要会进行设计，做编辑的要给人编辑出版文稿，只有研究仁义道德的大师们是个例外，他们可以一边研究并且相信着仁义道德，一边到处去贩卖仁义道德，一边自己却完全不“仁义道德”。
仁义道德是一种知识吗？孩子们在学校里上了几年学，就会认识数百个字，能够写出简单的文章，能够做加减乘除算术；宿儒们学习了一辈子的仁义道德，却不能够做到哪怕是最基本的仁义道德。这仁义道德究竟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别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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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吞下仁义道德的超级营养品，已经时间太久了。若说对仁义道德的营养功效不能够了解，怕是没有人会相信。随便拿起一本记载着中国历史的书来，翻上几页看看，就会知道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水平一点也不高。即使是在艺术化了的文学作品里，合格的道德君子也难得一遇。在伟大的传统小说《水浒传》里，正义凛然的道德英雄有几个？把武松李逵等正面英雄拿去跟同时代的欧洲艺术作品里的英雄形象作一下对比，中国人能不感到汗颜？中国式的英雄讲的是仁义，但仁义不等于正义，所以武松李逵杀起人来，就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排头砍去，任谁是谁。
仁义，多美好的词句，但如果仁义连正义的标准都达不到，仁义所砥砺的就不是一种公德，而是一种私德。
正义不过就是一种道德常识，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学习。也从来没有人试图把正义当作是一种知识。人们都知道要在人间维护正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特殊的时候正义要求人们必须能够挺身而出，如果谁在这种时候中庸了，畏缩了，那就是对正义的最大伤害。在一个社会成员习惯于中庸、习惯于明哲保身的社会里，正义的原则必然建立不起来。可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仁义反而获得了它存在的价值。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正义更高的道德原则，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种道德原则寻求的不是正义，它就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它还很可能足以伤害到正义。
正义是明明白白的，它简单易懂，无法曲解也用不着装饰。正义不能给坚持正义的人带来任何个人好处，相反，它经常给坚持正义的人带来巨大的个人风险。仁义就不同了，从孔子那里开始，仁义就意味着可以期望的个人利益，而且，仁义绝不会给个人带来任何风险。“学而优则仕”，说的是仁义的个人利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讲的是仁义的全身之道。如果说孔子还说过杀身成仁这样的话，那是完全不足为据的，因为按照仁义的行为规范要求，仁义君子已经把自己的个人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他们需要杀身以成其仁的机会几乎不可能出现。可以这样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成员当中，仁义君子们的杀身风险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已经减少到最低。
验之于中国的历史：从孔夫子到孟夫子，到叔孙通，到董仲舒，到朱熹二程，他们的政治风险始终是全社会最低的，可我们都知道，他们竟然渴望着最高的政治回报。
仁义的社会价值是存在的。仁义就意味着不能做恶，尽量不做坏事，至少不直接做坏事。仁义与一切罪恶和不祥拉开了距离，当然也就给自己避免了危险。仁义不打算与罪恶直接或公开地对抗，所以最残暴的桀纣也不会加害于仁义君子。而且一有机会，比较贤明的统治者就会看到仁义君子的“优良的道德品质”，这样他们就可以“学而优则仕”。
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计算个人的人生得失，最便宜的选择无过于做一个仁义君子了。这个角色可以把个人的社会风险减少到最低，而个人收益却相对较高。机会好的话，这收益高到仅次于最野蛮的强盗，而个人的风险仍然是全社会最低的。
没有大聪明，绝对想不到给自己设计一条如此美满的人生之路。汉朝的大儒杨雄给儒生们总结人生，他说君子们应该“明哲保身”。杨雄总结的对：仁义之术，先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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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渴望着回报，仁义先保全自己，所以仁义的社会道德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社会把仁义上升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就足以伤害到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平。仁义扭曲了正常的道德价值观念，使人们忘记了正义。仁义取代了正义，这就变相地扼杀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抗恶力量。在仁义社会里，与仁义道德一起泛滥成灾的必然是各种罪恶。
验之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学实践史，我们看到：仁义与各种罪恶一起泛滥成灾。
这并不是说仁义已经与各种罪恶同流合污。我不否认：真诚的仁义君子始终是存在的。但残酷的历史事实却是：仁义不足以对抗罪恶。而更残酷的历史事实是：仁义的做人原则由于其先天的道德软弱性，很容易蜕变成假仁假义；到这时，仁义君子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各种罪恶的辩护士。
后来的一些卫道之士，看清了仁义不足以对抗罪恶的社会现实，他们试图推出一个新的道德原则：大义。大义则凛然不可侵侮，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与各种罪恶相抗衡。然而社会上到处都是罪恶，大义却十分罕见；仁义君子们遍地都是，仁义却必须经过某种精神升华才能达到“大义”的道德水平。问题是：仁义君子们不愿意升华自己，他们被大义所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所吓倒；他们听任各种罪恶在社会上肆虐横行，自己则完全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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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仁义道德，拿它来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平天下，根本上就是一个笑话。所以在先秦的时候，法家和墨家的弟子们，总是以嘲弄和轻蔑的态度来看待儒家。法家和墨家的弟子们知道，要想经世济民，必须首先准备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方法和措施上是否有效则是第二位的。不预备承担个人风险的经世济民，不过是误国误民的“乱捣糨糊”而已。
一种胆怯懦弱的道德诉求，先是被巧妙地伪装成一种学说，继而被抬高到治国安邦平天下无所不能的崇高地位，这个魔术是怎么被变出来的呢？
要变魔术必须先有道具。孔子的魔术道具有两个：一个是天命，另一个是周礼。
关于孔子和儒家的“道”，学术上的争论很多，大多数人认为孔子的“道”是“仁义”，最核心的是“仁”。我很奇怪博学睿智的高工也主张孔子的道是仁。我认为：孔子的道是天命和周礼，最核心的是“礼”。在任何一种学说里头，道应该都是目标性和原则性的东西，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属于工具性和方法性的东西，不能称之为道。举例来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的道，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属于马克思的方法工具。方法工具可以修正，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不能动摇，否则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了。就孔子和儒学来说，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强力意志，礼是天命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而仁义，是为了实现“礼”的最终目标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说起来，孔子为仁义规定的行为标准也并不低，以管仲之文治武功，才算是刚刚够格。但为什么孔子又说“管仲之器小哉”呢？因为管仲不知道“礼”，所以孔子就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管仲。礼并不是简单的行为规范，礼的精神实质是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所以礼的具体范式就算是可以变通，上下尊卑绝不可以逾越。如果齐桓公在自己家里的正堂上摆了一个三尺高的酒柜了，管仲就只能在自己家里的偏堂上摆一个二尺半的酒柜子，否则，管仲就是失礼。
“礼”之难以遵行，难就难在礼的繁琐和无聊上；仁义之所以并不容易做到，难就难在仁义要求一个人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但礼同时又很容易实行，你只要凡事不逾规就行了；仁义其实也很容易做到，因为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道义风险。那么巨大的道义风险由谁来承担？社会正义靠什么来实现？——靠天命。必要的时候，天会命令凤鸟飞来、洛图出水、圣人降世。而在平常的情况之下，仁义君子们的道德责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言不逾规，行不抗上，温良谦恭，以待天命。
再次验之于两千多年的儒学实践史，我们发现：不管是在乱世也好，治世也好，那些为民请命的人，那些坚持正义的人，那些勇于负责的人，那些坚定不屈的人，那些知难而进的人，那些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人，那些死而不悔的人，那些虽不能平天下却足以治国的人，没有几个是合格的仁义君子。他们是英雄、侠士、孤臣、怪杰，他们唯独不是仁义君子。
通常，仁义君子们在太平盛世里是顺从的臣民，或者是清高的雅士。在江山崩坏列强逐鹿的混乱岁月里，仁义君子们选择悄悄地躲藏起来，并且潜心地攻读孔夫子的遗书，一直等到天命帮他们选择了新的主子，他们才兴高采烈地出来谋求出仕。他们依然是那么温良、谦恭、中庸、而且仁义。他们信誓旦旦地向世人保证：用他们的学说可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他们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美好动听，不把国家交到他们的手里来治一治，还真就有点对不不住他们。
但是，凭什么呢？就凭他们从来不愿意承担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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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高统治者是从来不会责难仁义道德的，因为，他们自己就代表天命。
社会正义靠天命来维护，所以仁义君子们要维护的是第二等级的道德：或者叫和谐。在这里，孔老夫子已经为仁义君子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为权威服务，作第二等级的统治者。
正义不需要诠释，只需要维护。仁义已经成了一种进取之术，所以才需要诠释，你把它诠释的越复杂、越神秘、越崇高越好，你把它诠释到修身治国平天下无所不能，这第二等级的统治者的位置，你们就坐定了。
要让人们接受这种学说，其实也并不难。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人们，普遍的相信鬼神、天命、甚至妖怪。既然世界上存在着超级意志，人类社会的治乱祸福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些超级意志来主宰的。如果你相信那个最高的超级意志是善的，社会正义必然是这种超级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依靠人的努力。那么人的道德使命就是去了解并且遵从这种超级意志。如果天命在人间的体现就是周礼或三纲五常，人的道德使命就是严格地遵守这些伦理秩序。把仁义和天命、伦常、国家治乱、人类幸福放在一起来考虑，仁义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原来并不低，而且还非常高。仁义之士可以上承天命、下治黎民，把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幸福托付到这些人的手里，那是再理想也没有的事了。
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自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仁义道德学说已经被伪装成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最高级的知识，诱使着全社会的人来相信它。这个学说成功地解释了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并找出了一条人类自我拯救的捷径。除非天命是不真实的，而且仁义是不可靠的，否则，这个学说就很难被推翻。在人们的理性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古代社会里，你很难让人们相信天命或神力是不存在的。同理，你如果想让人们相信仁义道德是靠不住的，除非你能找出一种仁义道德的替代品，这替代品还必须像仁义道德那么简便易行，迅速高效，否则人们可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仁义道德无所不能，这正是伪知识的一个突出特色；与伪知识相比，任何一种真知识都不会成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相反，真知识给人带来的思想难题比他所能解决的思想难题还要多，这根本就对不上古人的凡事理想化的思维模式。举例来说：墨子的兼爱和平等就属于真知识，因为这才是永恒的人间真理，这种知识才有资格成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根本原则，但兼爱平等给人类社会所带来操作上的困难，远远超出仁义君子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仁义道德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被孔夫子包装起来，推荐给那些理性远未发育成熟的中国古人，古人经受不住孔夫子的诱惑，就把它服了下去。功效如何呢？用仁义道德来修身，修出来的是成群结队的伪君子；用仁义道德来治国，治出来的是民不聊生、国破家亡。
道德不是一种知识。用伪知识来修身治国，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仁义道德多少还具有一些调节社会和谐的功效，它反面的副效应更为显著：因为相信仁义道德，社会上不存在任何针对强权罪恶的预防机制，这表面上看起来维护了强权统治，实际上则挖去了强权统治的稳定根基。大宋朝和大明朝如果具有防御皇权和官僚犯罪的基本机制，他们何至于那么轻易地被人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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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经受儒教影响的国度里，你去问一个普通公民：道德是一种知识吗？他大概会先是一愣，然后低头寻思半天，然后告诉你说：不，道德不是一种知识；道德非常重要，然而道德不能传授、不能学习，所以道德不是一种知识。
道德建设，只能是社会规则制度建设的一个自然结果。把社会建设在合理公正的规则和法律上，道德会成为人们的自觉寻求。相反，把社会的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等待着他们的就只能是随时倾覆。
仁义道德误国误民，却给仁义君子们带来了足够多的回报。我们发现，读书的儒生是唯一因为这种学说而受益的人。他们靠着对这种伪知识的“深刻理解”和优先解释权，以最小的人生风险，换取了最大的个人收益。
孔子、孟子和朱子，当他们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选择信仰并且推崇这种学说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是善意的吗？——或许是善意的吧！但我确信他们心中的善意绝不纯洁，因为仁义道德学说作为一种修身手段具有逃避社会责任的明显功效。你翻遍所有儒学的经典，他们都是只讲道德，对责任则讳莫如深，而完全不讲风险。如果社会上礼法崩坏了，道德沦丧了，根据儒家经典的解释，那要么是天道不爽，要么是君主不贤，要么是大奸大邪作恶多端，总之仁义君子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仁义君子们尽管宣称“以天下为己任”，实际上他们的责任完全是被动的，所以如果代表天命的君主不来任用他们，他们就可以什么听任道德礼法崩坏而无所作为——这像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应有的处世态度吗？
把墨家和儒家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墨家才不愧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为墨家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践自己的人生信仰，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代表天命的人间君主身上。
人都是自私的。道德也是这样，它的出发点也是根植于人性的自私。孔子宣扬仁义道德，把仁义道德从一种修身手段提升为一种政治资格，他知道仁义道德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也是掌握在自己的阶层手里。设想一下，如果孔子是一个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下层平民，他还会如此热心地宣扬仁义道德吗?——绝不会。仁义道德再怎么美好，如果它是拿在别人手里统治工具，我就对它绝不放心。我的私心不允许我把如此美好的东西交在别人的手里，我相信仁义道德但我信不过别人。在这里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孔子和孟子朱子的心理之不纯洁。
孔子和孟子未必能认识到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的私心。但这私心不管隐藏的多深多秘，却是仁义道德学说的真正的出发点。一切道德和善良都有一个内在的自私的根源，现代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不能例外，孔子和孟子也不能例外。例外的是，孔子和孟子不能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真，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当成一种不受内外因素影响的人间至善。
再回到墨子的身上。墨子也相信仁义道德，但墨子为什么排斥礼而宣扬兼爱平等呢？因为墨子来自社会的下层。墨子知道：仁义道德如果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它也必定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