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登碑下的沉思
上星期五在《伊犁晚报》“天马”副刊读到周军成的大作《昭苏》，文思蔚然自不待说，深厚的历史感使在下获益匪浅。尤其是读到格登山之战：“定北将军班第亲率骑兵22人，突袭敌营”，促使我重读这段历史，重新思考这段历史的铁论。连绵近70年的“满准战争”，到了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准噶尔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是年2月清廷调集5万军队进兵伊犁，意在一举歼灭准噶尔的达瓦奇残部。据乾隆自己说，“乌鲁木齐，及五集赛，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后，奚事斧吭。”(引自《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大意是清军所向披靡，兵不血刃，西域各部争先恐后迎接清军，归降清廷。1755年5月14日(农历)夜，阿玉锡等三“巴图尔”率22名骑兵，突袭达瓦奇的大营，大获全胜。于是就有了乾隆亲撰的自吹自擂的格登碑。25骑冲进达瓦奇的万人大营，风卷残云一般，不仅无失一兵一马，更为神奇的是25骑毫发未损。25对10000，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神话。解释只有一个，清军面对的不是准噶尔的主力，甚至不是准噶尔的军队，或者是达瓦奇根本就无意抵抗。不然定北将军班第和鄂容安为什么会在108天后的8月29日(农历)带500精兵，在喀什河畔遭遇并非主力的准噶尔军队，“寡不敌众”，兵败阵亡呢？如果按格登山之战的1比400的算法，与班第对阵的准噶尔军队应当有20万之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格登碑1755年5月由乾隆亲撰，与此碑同时撰写的还有《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准碑”原立于伊犁城东门外，后被毁，解放后州邮电局建筑施工时曾发现过残碑。承德外八庙普宁寺山门后面的碑亭还保有《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的副本。细解碑文，重读历史，跳出胜王败寇和统一分裂的思维定势，你会发现剿灭准噶尔部是康乾两朝的既定国策。乾隆御笔的《普宁寺碑文》：“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虽庸众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怀，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岂其然哉？”满清把“不畏、不怀、不臣”的准噶尔部视为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对手和威胁，无论准部归顺也罢，叛离也罢，都要将其犁庭扫穴，赶尽杀绝。因为强大的准噶尔部有可能重演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这不是可能，而是几近成为现实。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汗王噶尔丹率大军东进喀尔喀蒙古，南下乌兰布通，距北京仅七百里，大有问鼎中原之势。过去我也是人云亦云地认为满清代表统一，准噶尔代表分裂。今天细细理论则大谬不然，如按此理推论，满清入关前不断挑战明廷，侵犯边境，以后又取而代之，是分裂还是统一？如果噶尔丹挑战康熙成功，取清廷而代之，那么历史是不是将作出与现在截然相反的结论？所以我把这场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称之为“满准战争”，因为它无关统一与分裂，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了民族生存和扩张的争战。有人还说，康乾盛世顺乎历史潮流，而准噶尔冲击盛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也难怪，胜者王，败者寇，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宝典，机会主义大全。准噶尔这样一个曾经威震西域，横扫漠北的强大部族，在百年征战中，耗尽实力，土崩瓦解，最后民众十不存一，从-舞台上消声匿迹，最后还背上一个“分裂祖国”的历史恶名。准噶尔部败亡产生一连串的历史后果：一、厄鲁特蒙古四部势力大大削弱，中国西北边疆失去强大的屏障，造成俄英环伺，步步进逼，大片国土被鲸吞蚕食；二、西域-力量失衡，北疆政局未稳，南疆大小和卓之乱又起；三、改变了西域以至中亚的民族、部族及-的格局，发展形成为今天的民族情势和-地缘。官方和民间以及不同民族对“满准战争”的历史记述差异很大以至泾渭分明，至今新疆的准噶尔人后裔还在传唱怀念“叛王”阿睦尔撒纳的民歌。直面历史真实和设身换位思考是化解历史恩怨情仇，走出民族偏见迷宫，由狭隘民族主义走向族际主义的必由之路。《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是南非大主教德思蒙德·图图写的有关南非民族和解的书，没读过这本书，记住这句格言式的书名也会使人终生受益。
稿源：伊犁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