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国民党官兵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
南岳忠烈祠：于一九三八年筹建，一九四二年落成。是我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
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创造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纪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军队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于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结束，前后持续约8个月，历经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湖南会战（亦称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迄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一号作战”中会战时间最长、国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
本文拟以湖南会战为中心，具体分析国军是如何从战略、战术上回应日军的挑战的，兼及其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
一、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
对于日军的上述战略意图，国军方面是如何逐步认知的？
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定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逐日详细记载了敌我双方的战况动态情报，为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以下主要依据徐永昌日记，分析国军最高指挥机构是如何判断和认知敌情的。
从徐永昌日记看，徐氏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获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3月4日，徐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做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敌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敌最为有利。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集结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
据徐永昌日记，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但国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声北击南。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其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从中原会战前国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对是次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日军“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是时日军确在加紧进行湘桂战役的作战部署。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4月24日，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其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这一情报是准确的。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图。
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5万~6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6万~7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在太平洋战场日趋不利的局面，企望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作战来鼓舞日本国民的士气。据称日军“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为此，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因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兵团大部分已被抽调赴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接连受挫以后（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一时不敢再谋取长沙，再则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范。
5月26日，亦即日军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今岳阳）、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试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重庆军事当局虽不像东条英机分析的那样没有觉察出日军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二、战略部署
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
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28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会上报告鄂南敌情，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层至堪忧虑。”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认同。次日，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继续讨论湘鄂战局。据徐永昌日记，与会诸人“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独排众议，认为湘桂路地形易攻难守，应先于粤汉路部署抵抗和苦斗；北战场方面，仍须积极反攻，否则节节败退，抗战前途实堪忧虑。徐永昌日记载：“余气极发言，诸人皆无语。”
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后勤部等）、侍从室主任、海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等。他们大多主张放弃粤汉线的抵抗，显然已对粤汉线的仓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从各方调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组织决战，或有制胜的希望；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
而徐永昌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一方面是激于义愤，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
据6月3日徐永昌日记，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
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徐永昌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徐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
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军为主敌。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
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5月26、27日，日军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从通城分趋平江、渣津；中央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号称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
5月28日，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个师增援外，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重庆当局感到日军来势凶猛，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
薛岳的外侧作战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极不相称。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绝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
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
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王世杰在此前后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9年11月~1942年12月；1944年11月~1945年8月）。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绝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
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
据徐永昌称，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长沙失守后，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拼命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徐永昌则主张，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打击其侥幸心理。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
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会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连接长沙与衡阳，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
国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疑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功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