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国共谈判：蒋介石亲定联共抗日原则
潘汉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非凡经历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是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30年代初期，他转入隐蔽战线，成了一名神秘的革命卫士。30年代中期，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在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他是第一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出色地治理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但在1955年党内肃反运动中，他却被诬为“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而被捕入狱，成为建国后第一起震惊全国的大冤案。他从此销声匿迹，过了20余年的囚徒生活，直到1977年去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第二次国共谈判中，潘汉年是一个重要人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这一段历史，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福建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全权代表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谈判专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就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同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进行谈判。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标志着我党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关系的初步形成。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潘汉年还和何长工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谈判，取得成功，为中央红军顺利从南线撤离中央苏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又接受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代表中央，亲自向潘汉年交代任务，要他离开长征队伍，和陈云同志一道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如果在上海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就设法到莫斯科去，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潘汉年比陈 云先走一步。他们于1935年7月在上海会面。鉴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暂时无法恢复党的工作的情况，他们便乘船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同船一道去莫斯科的，还有陈潭秋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
9月下旬，潘汉年和陈云抵达莫斯科。他们本想参加共产国际的“七大”，但此时“七大”已经结束，他们只好先参加已近尾声的少共国际“六大”。10月起，潘汉年和陈云还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为王明，康生也是代表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
在莫斯科与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的秘密接洽，拉开了国共第二次秘密谈判的序幕。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考虑与中共秘密接洽。苏联政府也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信息：只有国共合作有了一定的进展时，才能考虑具体商谈援助中国政府抗日问题。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团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有了谈判的政治基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接触。
1936年1月，回国述职后又返回莫斯科的邓文仪先尝试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代转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但始终未有回音。邓文仪便求助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
中共代表团收到信息后，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虽然大家对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无法判明，但最后决定先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按：即副部长）的名义出面与邓文仪见面，以摸清对方虚实。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
邓文仪在会谈中说：“我这次来莫斯科，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去直接与红军进行谈判，但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蒋先生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的。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原则和具体的合作条件，当然还要请示。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1925年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1927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潘汉年说：“过去的不要说，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第一次谈判未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主要是形式上的接洽。双方约定三天后再次会谈。
潘汉年把会谈结果报告了中共代表团。王明迅速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作了汇报。季米特洛夫等人希望王明亲自与邓文仪会谈。尽管中共代表团内部存在分歧，但最后还是决定由王明出面亲自与邓文仪会谈。
1月17日和22日，王明与邓文仪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根据蒋介石的意图，邓文仪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邓文仪提出中共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的代表直接谈判，王明表示同意，并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双方商定，中共代表潘汉年将与邓文仪一道，于1月25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南京。为使两党能在国内保持联系，继续谈判，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
但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邓文仪通知潘汉年并转告王明，蒋介石来电指示他立即前往柏林，参加由李融清（按：陈立夫的化名）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谈判的计划被取消。
王明对潘汉年出色的谈判技能感到非常满意。2月的一天，王明代表中共代表团告诉潘汉年，决定由潘汉年单独回国，直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同时，让他携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新密码，并传达《八一宣言》的内容。
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回国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谈判
与潘汉年一道回国的，还有著名文化界人士胡愈之。4月中旬，他们离开莫斯科，取道巴黎、马赛，乘船回国。5月初，他们抵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不失时机地拜访了在港的各界人士，如邹韬奋、陶行知、陈名枢、蒋光鼐、李宗仁、叶挺等，向他们宣传《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汉年首先要做的，还是根据他在莫斯科与邓文仪商量好的办法，给陈立夫发信，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
潘汉年还派胡愈之去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希望了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并把新密码送到陕北去。胡愈之到上海后，首先见到了刚从陕北回到上海的冯雪峰，他是我党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陕北党中央那里带回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受命建立上海与延安联系的电台。
6月，冯雪峰来到香港见到了潘汉年。他们是老相识了，潘汉年很高兴，但并未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不久，冯雪峰回上海。7月7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登出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 黄毅。”潘汉年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自己与陈立夫约定的联系方式。叔安是自己的一个化名，而黄毅则是前来与他接头的人。黄毅是个化名，真名叫张冲，是国民党中委、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曾经炮制过诬陷周恩来的“伍豪启示”，但他主张联共抗日，后来还与周恩来成为挚友，这是后话了。
潘汉年如约来到九龙酒店。张冲告诉潘汉年，他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来邀请潘汉年去南京面谈的。7月中旬，潘汉年和张冲抵达南京，潘汉年住进了扬子饭店。南京方面对潘汉年的到来给予高度重视。陈果夫和陈立夫让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国共谈判的主要意见及条件写成书面文字，由张冲转达。
次日，张冲向潘汉年转达了陈果夫、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第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他的安全不成问题，同时请他保密，以免引起麻烦；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之事，因为蒋介石目前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第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面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另外，二陈等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能否代表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还难以确定。他们希望潘汉年能去一趟陕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予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的条件后，再到南京谈判。曾养甫是国民党CC系上层骨干人物，时任国民政府铁路部次长。他与潘汉年进行了礼节性的见面。曾养甫告诉潘汉年，以后张冲仍作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联系人。在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人赴南京谈判后，国共双方其他联络途径便终止了，潘汉年这条线便成为国共两党联络的惟一途径。
潘汉年也认为必须去一趟陕北。他先到上海，找到了从陕北回来不久的冯雪峰，寻求去陕北的交通渠道。冯雪峰还推荐了刘鼎为潘汉年具体安排行程。刘鼎是潘汉年早年在上海特科时的助手，后来任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此时，张学良正巧也在上海。刘鼎就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会面。潘汉年向张学良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张学良很高兴。在张学良的安排下，潘汉年于8月9日顺利地回到了陕北。
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保安的当晚，张闻天就迫不及待地与他彻夜长谈，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情况。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这一年半来的详细情况。几天后，他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新密码交给了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潘汉年列席了会议。会议同意以后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要“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实际上就是这个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参加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潘汉年奉命前往东北军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8月下旬，潘汉年在西安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潘汉年还秘密会见了杨虎城，向杨虎城转达了毛泽东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了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又将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交给了潘汉年。8月25日和26日，毛泽东两次亲自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潘汉年七日内“取道肤施”回陕北，“接受新的方针”。
9月上旬，潘汉年返回保安。9月15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出席了会议。9月24日，他携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亲笔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再转赴南京。临行前，中共中央还委任潘汉年另外一职务--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学峰为副主任。
在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人赴南京谈判后，国共双方其他联络途径终止了，潘汉年这条线便成为国共两党联络的惟一途径。
10月2日，潘汉年和负责与张学良谈判军事问题的叶剑英一起抵达西安。10月4日和6日，他们与张学良举行了两次会谈。潘汉年向张学良传达了中共中央确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条件。因为潘汉年迟迟未到南京，张冲等待不及，竟然亲自跑到西安来见潘汉年。潘汉年便将中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张冲，张冲这才放心返回南京。
10月14日，中共中央将潘汉年代表的资格提升，不再是“联络的代表”，而是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共谈判代表。同日，潘汉年乘火车赴南京。抵达南京后，张冲接待了他。潘汉年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信件交给了张冲，由他代转陈立夫。然后，潘汉年直赴上海，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开展活动，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他们。
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潘汉年扼要地陈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陈立夫表示，他是代表蒋介石来的。针对中共合作谈判的条款，陈立夫一一作了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找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第四，如果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潘汉年立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这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陈立夫也知道蒋介石制定的合作政策中共方面很难接受，只好说：“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以成就。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予以婉拒：“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出来。”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无果而终。
次日，潘汉年以“小K”的代号，将自己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况，中共中央很快作出了应对。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潘汉年，明确了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潘汉年坚持国民党应先停止内战，才能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仍旧坚持蒋介石的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将保留红军的人数由3000人增加为3万人，但基本立场未有变化。潘汉年坚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既定谈判原则：“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然后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严正指出：“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11月21日，周恩来指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显示了红军的力量。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就在潘汉年与陈立夫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张冲出来调停，不希望国共谈判停止，认为中共可以对保留军队的数目多要求些，国民党也可以给予中共一定的防地。但潘汉年坚定地说：“我是毛泽东派来谈判合作的，不是来接洽收编的！”在对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毫无进展时，潘汉年还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广泛联系，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希望他们共同敦促蒋介石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通过宋庆龄告诉潘汉年，她和宋子文希望在南京会见他。
就在潘汉年在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时，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给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带来了转机。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无疑是要置蒋介石于死地。而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亲美派为了保全蒋介石的性命，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请宋庆龄出面，帮助自己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毛 二十一日”
当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在西安斡旋之际，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也在南京、上海奔走。宋庆龄根据宋美龄的请求，找到了在上海的潘汉年，说宋子文要见他。潘汉年将中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宋庆龄，并请宋庆龄劝说宋子文前往西安。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意去南京会见宋子文和宋美龄。
在通过宋庆龄与潘汉年联系的同时，宋子文和宋美龄还请张冲出面，赴上海见潘汉年，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事不宜迟，潘汉年匆匆赶往南京。为安全起见，潘汉年住进了宋子文的公馆。潘汉年会见了宋子文和宋美龄，将中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他们。这让一直担心中共会杀蒋介石的宋氏兄妹稍感宽心。潘汉年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让与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关系都很好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一道去西安。
国民党CC派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感到很惶恐，二陈立即命人赴上海找潘汉年，探听事变的內幕和中共的态度。潘汉年表示：中共已派代表赴西安，西安方面正等待南京方面派人去谈判，不会加害蒋介石。他同时说：如陈立夫去西安，自己可陪同前往。到南京后，潘汉年约见了陈立夫，及时地将中共中央关于合作抗日的五项主张告诉了他。这份电报对于国民党内部震动很大，促进了其内部的分化。据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指出：“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冯玉祥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左派人士也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迫使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在这种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机基本成熟。
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直接同蒋介石谈判。3月上旬，蒋介石邀请周恩来赴杭州同他直接谈判。周恩来从西安出发后，先到上海，由潘汉年负责安排此次行程。正式会谈前，周恩来要潘汉年先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条意见交给宋美龄，由她较交蒋介石。然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在杭州，宋美龄专程到潘汉年的住所探望，对潘汉年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潘汉年以后像对她二姐宋庆龄一样帮助她。
杭州周蒋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蒋介石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蒋介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蒋介石希望在这次中共转变政策之后，能与他永久合作。蒋介石表示，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商谈；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
1937年3月30日，周恩来返回陕北，潘汉年则留在上海。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继续奔走于上海、南京和陕北之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汉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他作为中共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联络代表的特殊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