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南新石器时-古的几个问题——《垣曲古城东关》读后
沿渭河、黄河中下游一带直至京津地区皆有分布，具有时代的共性。孙祖初将它们分为下王岗一期、下潘旺和北首岭三支文化。从文化因素的分析结果看，东关一期遗存的罐形鼎和弦纹鼓腹罐等确实受到了来自豫中地区的文化影响，然而其稳定的瓶、盆、钵组合及器物自身的鲜明特点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晋西南的枣园一类遗存不宜被纳入下王岗一期文化的范畴之内。近年来有报道说河南渑池班村和陕西临潼零口也有类似枣园１号灰坑的遗存发现，由于几处地点皆地处晋豫陕交界区域，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并不难理解，但它们与枣园遗存的文化关系尚需有关材料发表之后才能定论。
二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
几十年来学界在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关系问题上的承继说和平行发展说一直相持不下，学者开始认识到建立在有限考古资料基础上的争论并无助于问题解决，在庙底沟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寻找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才是关键之所在。受这一思路指导，８０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晋西南地区先后发现了东关二期、翼城北橄一、二期遗存以及时间更早的东关一期和枣园１号灰坑等遗存，这些资料为理顺半坡和庙底沟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东关二期、翼城北橄一、二期遗存的时代和文化面貌同芮城东庄村接近，但东庄显然受到了来自半坡类型的更多影响。综合考察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前期的器物，主体因素可分成两群：甲群包括杯形口尖底瓶、红顶钵、葫芦口瓶、敛口罐和彩陶中的条带纹、三角纹等因素，它们因在半坡类型中习见而显系自关中地区传来；乙群因素可见折沿曲腹盆、深腹罐、敛口钵、环形口的平底瓶和彩陶中的弧边三角、弧线和圆点纹等。很显然，乙群因素中不少为后来的庙底沟类型所继承，并发展成为该类型典型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在甲乙两群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变形”了的因素。最明显的例子莫过尖底瓶了，其细长的体态显然与关中鼓腹、矮胖的尖底瓶不类，而口部形态有的已呈双环状的雏形。东关、北橄的这些遗存虽只相当于半坡类型的晚期，同晋西南地区更早的枣园遗存在时间上尚有缺环，但文化内涵的联系，如瓶、罐、折沿盆的传承关系却是一目了然。同时，枣园遗存中的环状口瓶的发现也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的口部是由半坡类型杯形口“逐渐压扁”而形成的观点。然而，在枣园遗存中并未见到弧三角，弧线和圆点纹，这些彩陶纹样的来历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根据晋西南地区新发现的材料可以看出，此区域庙底沟类型中显然融入了不少以枣园遗存为代表的早期土著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北橄一、二期时或更早的时候因受到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逐渐被改造。庙底沟类型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土著文化因素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发生“异化”的过程。
三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结合近年对庙二研究的部分成果和《东关》报告所提供的丰富的庙二阶段遗存，现可总结对庙二的认识如下：其一、庙二分布的中心区域在北界蛾眉岭的晋西南运城、垣曲两盆地及隔黄河相望的豫西地区；其二、晋南的汾、浍三角地带、晋中、关中东部和西部也是庙二的分布范围，然而这些地区的庙二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各自区域内先行文化和周边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影响，文化面貌上不完全一致，可以视为庙二的不同地方类型；其三、以和鬲的有无作为判断庙二的始终的标准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依此标准陶寺遗址的早期遗存显然属于庙二而东下冯第四层和西王村上层一类遗存则宜被划出；其四、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根据垣曲丰村、陕县庙底沟和垣曲东关遗址的部分遗存资料将庙二分成早、晚两期，现在可以根据《东关》报告提供的庙二阶段遗迹的层位关系及实物遗存把丰村遗址的部分单位从庙二早期区别出来，而将之与东关３８、２１８号灰坑等单位并列为庙二的中期。同时，庙二的早、中、晚三期遗存还可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作进一步的分段研究；其五、晋西南地区的庙二遗存代表了本地区文化连续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它上承仰韶下接龙山，对其性质历来有属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早期或独立的发展阶段三说。我们以为正由于庙二遗存一方面同较早的仰韶文化西王类型及较晚的龙山时代文化皆有较多联系，另一方面又有自身文化特色及稳定的器物群，故将之作为“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独立出来应该更为合理。
四其他
东关遗址除提供了进行新石器时-古研究的实物资料外，其本身的一些文化现象也能引发对若干考古学理论问题的思考。较为突出的就是怎样去认识“过渡期”遗存及文化汇聚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导致学界在庙二及枣园遗存性质上产生分歧的部分原因即与前一个问题有关。晋西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史前时代始终作为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地带，只是不同时期接受外来因素的强弱程度不一而已。如何认识这种文化交汇地区在某一时期（特别是几种文化因素表现的势均力敌时）文化遗存的性质，就成为研究者必须重视和思考的问题。以龙山时代的三里桥文化为例，正是由于文化汇聚而导致的晋西南、豫西地区文化因素的复杂性，使得学界至今仍存在将三里桥文化分别归入王湾三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作为龙山时代独立文化（或类型）的不同观点。对此类问题仅仅依靠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定性研究是不够的，在定性的基础上引入量化的分析才是解决分歧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