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大捷:贾似道未答应元朝岁币要求(图)
贾似道
六月，蒙哥继承蒙古大汗位，及时改变了以往全线攻宋，“一岁一抄掠之，害其耕，夺其聚，杀其民人，使不得供其军赋”，“才掠即去，虽去不归”这种单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战略，开始从四川到淮东一线与南宋接壤的占领区内修筑城池堡垒，部署重兵，为最终灭亡南宋作好准备。同时吸取了过去全线攻宋和难以突破南宋沿淮防线的教训，决定将地处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地区作为进攻重点。宝佑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命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与忽必烈带兵出征，次年四月进驻六盘山，然后分三路侵宋。蒙哥自率主力4万，号称10万攻打四川；宗王塔察儿率领东路兵出襄、漠；已在云南的兀良合台领兵经广西北上，计划入湖南与东路军在长沙会师。三军会师后再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入侵四川的西路蒙军，遭到四川军民的顽强阻击，进军并不顺利，直到当年十二月下旬才抵达合州(今重庆合川)的钓鱼城下。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的领导下，连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英勇抵抗，多次击退蒙军的进攻。蒙哥汗一面亲自督军攻打钓鱼城，一面派都元帅纽璘继续东进，力图占领川东以控制长江中上游。
宋廷得知蒙军大举入蜀、四川情况十分危急的消息后，紧急调集军队前往增援，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蒙军的攻势。开庆元年(1259)正月，蒙军进攻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繇)，逼近长江口岸。焉了防止蒙军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路，宋廷急命贾似道从扬州领兵去峡州(今湖北宜昌)增援，出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兼知江陵军府事等职，几乎将组织抗蒙军进犯的全部重任都交给了贾似道，以便由他对各战区作统一指挥和调遣，特别是加强对长江中上游的防御。一个大臣肩负如此之多的军政职务，在整个宋代可谓绝无仅有，充分说明了理宗对他军政才能的信任和依赖之深。三月，宋廷又命京湖制置参议官吕文德从播州(今贵州桐梓县西南)北上入川，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主持川东抗战。吕文德军入川后，在友军配合下，大败纽璘军，断涪州蒙军浮桥，并于六月间进入重庆府。
由于贾似道在峡州沿长江一线部署了重兵，吕文德军的入川又打乱了蒙军进入长江的企图，使入侵四川的蒙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蒙哥汗久攻钓鱼城不下，又气又急，染上了疾病，在开庆元年(1259)七月死去。蒙哥汗一死，侵蜀蒙军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从川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四川局势得以缓和。
与宝祐五年(1257)九月，蒙哥汗率军南下同时，东路军统帅塔察儿开始入侵京湖地区，进攻目标是樊城。但由于南宋守将李和的坚守及襄阳守将高达等人的积极应援，樊城久攻不下，塔察儿被迫于次年春天退兵。于是蒙哥汗改命忽必烈任东路军统帅。宝佑六年十一月，忽必烈从开平(今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率军南下，八月十五日渡淮水，选择鄂州作为攻击重点和突破口。八月二十一日蒙军进至黄陂(今湖北黄陂)，三十日抵达鄂州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诸王穆哥遣使告诉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撤军北山，“以系天下之望”。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返，命军队于初三日夜里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州市境)渡江，初四日黎明进至鄂州城郊外。
宋廷得知蒙军渡江，大为震恐，开始在临安城内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增筑平江(今江苏苏州)、绍兴、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城堡，同时立即调淮东、沿江的军队应援鄂州。此时，贾似道已奉命从峡州移司汉阳，并派出水独之师及时赶往鄂州救援。忽必烈遣部将王冲道等到鄂州东门招谕，城上“矢下如雨”，王冲道堕马被宋军俘获。忽必烈知道鄂州宋军已有准备，便亲自渡江至鄂州，初九日蒙军完成了封鄂州城的包围。二十八日，宋廷诏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人马，通融应援上流，以增强抵抗蒙军进攻的能力。
蒙军包围鄂州之后，在城外建造了一座五丈高的了望台，忽必烈“日居其上”，亲自指挥攻城。十月，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城内督师，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理宗也派人于军中拜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军久攻鄂城不下，乃“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束)南陬，屡破之”。已移军鄂州城内的高达一面率军力战，一面组织士兵修补城墙，城屡破而屡筑，使蒙军不能得逞。贾似道又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穴城而入。木栅于一夜之间筑成，忽必烈闻之，不得不承认贾似道的军事才干，他感慨地对身旁近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蒙军久攻城不下，有些将领就归罪于士人，说都是他们力劝忽必烈不可杀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驳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再次表明忽必烈对贾似道作为一个文臣有如此军事才干的称道。
在贾似道的指挥下，南宋各路援军纷纷奔救鄂渚，尤其是四川战事因蒙军北撤而缓和后，吕文德奉命自重庆提军沿江而下，于十一月初一日进抵鄂城，使“(城)守愈坚”。
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于开庆元年(1259)六月侵入广西，在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攻打柳州(今属广西)和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都不能下，才于十月初从小路绕道进入湖南，并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亲率军民，且战且守。既置飞虎军，又募斗弩社，朝夕亲自登城慰劳”，勉强把蒙军阻挡在潭州城下。
云南蒙军的北上，造成荆湖地区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混乱。消息传到临安，也引起南宋君臣的极大恐慌，监察御史饶应子以为:“今精兵健马咸在阃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雎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运捍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富自外赶入。”理宗以为然，遂于开庆元年十一月初一日下诏，命贾似道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州市)，在那里组织起一道新的防线。黄州地处鄂州东面的长江北岸，“乃北骑往来之要冲”，从鄂州突围到黄州，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于是吕文德遣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途中险遇蒙军，幸亏都是老弱残兵及所掠金帛子女、降将，虎臣率军将其打败后，贾似道才得以顺利进入黄州。贾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两淮、江西一带的士气，“下流之兵始振”。
入冬，包围鄂州的蒙军得疫疾的人数已达十之四五，加上粮食匮乏，战斗力大为下降，侵宋战争并不顺利。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忽必烈便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对策，谋臣郝经等人以为争夺汗位已事不宜迟，而要灭亡南宋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廉希宪、董文用等官员也以汗位不宜久悬，力劝忽必烈退师。闰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正当忽必烈离开鄂州准备北返时，贾似道派宋京前来军营议和，忽必烈便顺水推舟，允许与宋议和，随即撤围而去。忽必烈自己则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在那里自立为大汗。与此同时，忽必烈通知兀良合台退兵，于是潭州之围解除，南路蒙军也自湖北渡过长江北返。历时一百余天的鄂州保卫战，以南宋的胜利而暂时高一段落。
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二日，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说:“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理宗得报，大喜过望，于是厚赏守城将士。其中，四川宣抚使吕文德援蜀、援鄂之功一并酬赏，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赐缗钱百万、浙西良田百顷。知襄阳府高达升任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赐缗钱五十万。理宗对贾似道更是奖颂备至，不仅将他进为少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卫国公，赐金器千两、帛千匹，而且还接二连三地下诏对他褒扬，其中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六日的诏书说:“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尤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把贾似道视作再造宋室的功臣，认为“元勋伟绩不在赵普、(文)彦博下”，“似道将至国门，可依文彦博例，郊劳于都城外”，但遭贾似道谢绝。
不管贾似道后来表现如何，但他作为指挥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亲临前线，沉着应战，力挫敌人的战功却是不能抹杀的。如宝佑元年(1253)进士第一人，以“切直”着称的官员姚勉，在景定元年(1260)五月十六日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这次战功更是赞不绝口，说他在“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时，“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南宋灭亡以后，文天祥被囚于大都(今北京)狱中，当他回忆往日鄂州之战的历史时，对贾似道在这次战役中的勇敢表现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在宋蒙鄂州之战中，是否签订“鄂州和议”，是评价贾似道焦点之一。在元初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元初佚名的《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等史籍里，皆有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向蒙古请和及阴许岁币等的记载，其中尤以《宋史全文》所载最具代表性，其谓:“己未庚申，北军过江，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矣。似道在鄂为城下之盟，又食前言。”后人根据这些记载，大都相信贾似道在当时曾向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并认为在“和议条款”中还有“称臣”、“割江为界”等内容。如《中国史纲要》说:“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割江为界。”直到前些年，才有屈超立先生提出质疑，他列举种种事实，指出:“鄂州之役时宋蒙之间曾就议和进行过使节接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蒙方称贾似道提出‘请称臣’和‘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的条件退军，却是颇值得怀疑的。”并进一步否定有所谓“鄂州之和”存在，他说:“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为攻宋找口实、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离间之计，以此制造宋廷内部的混乱；三是鄂州之役时，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而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
笔者认为，屈文否定有“鄂州和议”的存在，是非常正确的，这确实是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史学研究中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但如果进而想否定“鄂州议和”的存在，则似乎有失允当。
下面先来分析以下贾似道为何要派遣宋京去蒙古军营议和的问题。众所周知，开庆元年(1259)前后，蒙古军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南宋政权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岌岌可危的境地。当年七月，随着蒙哥汗的去世，四川局势虽然得以缓和，但京湖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严峻。南宋的“精兵健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可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城中宋军伤亡惨重，城墙屡次被蒙军攻破，士兵死伤多达一万三千余人。更使宋廷担心的是从云南北上的蒙军，已进抵潭州城下，距离兵力空虚的江西、湖北只有数百里之遥。蒙军如果向东进入江西，一旦控制长江口岸后，便可顺流进入两浙，直接威胁到首都临安的安全；蒙军如果北上进入湖北，便将逼近鄂州，使守城宋军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故在“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的形势下，通过议和，尽快促使蒙军退兵实为上策。这时候，南宋与蒙古议和不仅有必要性，也存在着可能性，这就是蒙哥汗一死，蒙军军心动摇(至于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一事，宋方就不一定清楚)，使一直气焰十分嚣张的蒙军，有可能同意接受议和。因此，贾似道于此时派遣宋京前去求和的做法，似无可厚非，宋蒙鄂州议和确有其事。
其次，再来考察这次宋蒙议和的经过。开庆元年冬，包围鄂州的蒙军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加上宋军“尽集”于鄂州，而蒙古“国内空虚”，已无力增兵，因而忽必烈身旁的谋臣都力劝他退兵。正当此时，忽必烈妻自开平派人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请速还”。于是忽必烈开始作退兵的准备。十一月初八日，为不使蒙军在退兵时遭到南宋军队的袭击，忽必烈制造假象，声言“趣临安”，离开了牛头山驻地。闰十一月初二日，忽必烈移驻江边，向诸将传达命令:再过六天，围城军队将撤至浒黄州(在武昌北长江对岸的白浒镇)。就在蒙军即将北撤的当天，贾似道派宋京到忽必烈军中求和。忽必烈对于南宋方面提出的要求可谓正中下怀，立即遣赵璧往鄂州谈判，临行前，忽必烈嘱咐他:“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赵璧登城传达忽必烈的话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由于当时贾似道已移师黄州，所以赵璧问:“贾制置今焉在耶？”议和间，赵璧看到蒙军已经开拔北返，便丢下“俟他日复议之”一语，匆匆出城，随军北返。
签订和议，是宋蒙两国间的军国大事，双方必然有一个反复谈判的过程，决不会草率从事。既然议和的时间是这样仓促，贾似道又不在鄂州，忽必烈表示“当请于朝”，赵璧也说“俟他日复议之”，可见这次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口头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只是双方对议和的一种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让步的一种姿态而已。作为更加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所发布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内称:“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近臣博都欢、前河南路经略使赵璧，请罢兵息民，愿奉岁币于我。朕以国之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后，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之计也。……”既然“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当然谈不上有一个具体的条款。以上都足以证明所谓的“鄂州和议”并不存在，但如果将这一议和活动看作是“使节接触”，似言之过轻。
论者或问，在鄂州议和时，南宋方面是否有过“愿奉岁币”的承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既然要促使蒙军退兵，宋京不会空手而往，按照以往宋朝政府妥协退让的惯例，交纳“岁币”自不可免。故宋蒙之间一旦和议成立，必然是一个类似于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辽朝所签订的澶渊之盟。至于岁币多少，则有留待“他日复议”，当时并未确定。贾似道后来所以要扣留蒙古出使南宋的郝经，确与掩盖昔日“愿奉岁币”的承诺有关，但“承诺”可以出于权宜，与“和议”尚有一定距离。在《宋史•；贾似道传》、《元史•；赵璧传》中，还有关于“称臣”和“割江为界”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些并不真实。因为如果贾似道接受了这两项屈辱条款，蒙军将全线推进至长江以北，使南宋丧失包括两淮、荆襄和四川地区在内的大片国土。如此苛刻的条件，与贾似道的议和意图完全背道而驰，即使是最昏庸无能者亦不至如此。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在上引忽必烈的诏书里，只言“岁币”不及其它，充分说明当时贾似道所应允的确实只有“岁币”。
虽然我们否定贾似道在鄂州议和时对蒙古有“称臣”和“割江为界”的承诺，但这些条款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南宗自“端平入洛”之师失败后，蒙古贵族已完全看清了这个政权腐朽无能、十分虚弱的本质，所以经常采取虚声恫哧的手段来获取战场上不能获取的东西。早在嘉熙二年(1238)，蒙古使者王檝就向南宋政府提出了“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和“割江”为界的议和条件。特别是郝经在鄂州之战期间所上的《班师议》里，也提出了“许割淮南、汉上、梓潼两路，定疆界、岁币”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由此可以推测，赵璧在与南宋议和时，除“岁币”外，也一定提到“割江为界”等要求，只是没有为南宋方面所接受而已。至于后来蒙方所以要将这些议和内容，作为条款栽到贾似道的头上，其目的一如上引屈文所说，兹不赘述。
对贾似道派人在鄂州与蒙古议和的这一举动，今人完全予以否定，有的以为贾似道应趁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之际，“奋起抗击，迫使蒙军及早撤军”，而不是派使臣前往求和；有的则直指此为“求降”行为。但南宋末年的一些有识之士，却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如黄震说:“方贾似道事急之际，尝约议和。已而往来鄂州与共守战，尝获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议不言自诡再造之功。”宋元之际的郑思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士，他也认为贾似道是“给许岁币”，而蒙古“以许岁币为诚语”，“遣郝经入使索其物”。“似道惧以当时用计给许岁币事损其名”，遂“馆经真州十六年”。他们都不认为鄂州议和是一种错误的乃至投降的行径，而是贾似道为促成忽必烈退师、争取时间的一个权宜之计，同时也批评了他事后向朝廷隐瞒真相和扣留来使的错误举动，可谓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