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派祖师李东垣:黄陵柏林上空的一抹霓虹
祖籍何处
黄陵县的桥山上长满了虬枝苍劲的古柏。望着龟裂的树纹，常让人遐想并遥接万代。
这3年，受黄陵县邀请，去编《黄陵文典》，知道了李杲(号东垣)这一响亮的名字，并知道在桥山背后的那道被称为阿党村的原上，曾有李东垣的墓地。我先是遍翻《中国通史》、《陕西通史》、《晋书》、《魏书》等史书，去年8月的一天，在友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去瞻仰他的陵墓。
从资料中得知，上世纪的70年代，当陕西中医学院的教授张厚墉在这里发现他的墓碑时，就当做珍宝运回西安，并被碑林博物馆以保护文物深深埋在了地下。可是我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墓地早已变成了苹果园，枝头的苹果红得正艳。
怎么会把好好的陵墓平掉呢？
我愕然、慨然、愧疚。
在村民也是他的后世子孙李荣禄的指点和描述中，我知道了那宏伟墓地的大致轮廓，高大的石碑，狮头的石桩、石旗杆，可睡一个大人的石供桌……李荣禄还清楚地记得，石碑的碑额上有“大元”两个醒目的大字，石望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岐黄之业起死回生德泽被土庶君臣”，准确写出了李杲对社会的贡献。下联是“建元成之勋护国保民声名播东西南北”，歌颂了始祖的功绩。
事情还得从过去说起：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厚墉在与人聊天时无意中听到一个信息，1958年在黄陵县劳动的一位同志曾见到李东垣的墓，这一发现令他欣喜万分。1974年，他带了一位学生专程去实地考察，拜访了20多名李姓老者。在一位名叫李孝先老先生的帮助下，看到了《李氏閤族谱》和墓碑，碑石原文是“元四世祖李公讳杲字东垣先生之墓”。《族谱》中记载李东垣为四世祖，而始祖叫李晋，在元朝曾任兵部督察院宣受安塔兼理山西军务，特调河南等处征行都督元帅。张教授经反复考证，于1983年在该校《学报》上发表了文章《李杲的祖籍在哪里？》，力图纠正史料上所说“河北正定人”的谬误。对于医学界、对于黄陵和李姓家族是多好的一件事啊！然而，文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以致……
我在果园里沉思，想要离开，却挪不了步。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形象：一位留着长髯的老人，头戴一顶淡黑色的布帽，帽后缀着两根飘带，清癯的面庞上一对眼睛格外明亮。
这不就是活着的李时珍？
不！
虽然都姓李，但他是地道的黄陵人氏，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是黄陵的柏林上空的一抹霓虹。
杏林鼻祖
在陕北生活了几十年，突出的感受是两个字，一个是穷，一个是武。因为穷，陕北人造反精神很强，所以多出武士，而文人似与陕北不搭界。历朝出的武将有吕布、韩世忠等，最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还坐上龙庭。而文士真是凤毛麟角，即使出一两个，竟荒唐地被移为他乡，如名医李杲就被史书误载为燕赵人。
找到了影印的《李氏家谱》，对这位陕北名人终于有了了解。
也许不少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在中国中医界他是赫赫有名的。中医共分为七大门派，每个门派都有创派的祖师，各派治病自有其绝招。如伤寒派的张仲景，创立《伤寒论》，以桂枝汤、白虎汤等治疗寒性疾病。局方派的裴宗元、陈师文，编写《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从成千上万的中医高手中精选了800个名家名方，成为中国第一部成药典。还有千金派的孙思邈，攻邪派的张子和，温病派的刘完素，汇通派的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恽铁樵，而温补派的祖师正是李东垣。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全是阳气的作用。比如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体温相差十几度。小孩子阳气旺盛，所以总是上蹿下跳，所以会长个子，长到一定时期可以繁殖下一代。而阳气衰退后，人就变老了，开始怕冷，他就强调用温热性质的中药来补益人体。他的拿手方剂是《补中益气汤》，已成为流传多年的成方。
妙手回春
李杲生于金世宗大定20年(公元1180年)，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曾跟随当时的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学习《论语》、《孟子》和《春秋》，又拜范仲淹之后、学者范尊为师，有很深的文学功底。
虽说他的家很富有，但住在“滴水贵如油”的旱原之上，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吃水要到几十丈深的井里去绞，对于习于节俭的原上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束缚。也许是自然条件所致，也许是身体状况之因，李杲的母亲患了重病，请了家乡好多医生，这个说应这样治，那个说该那样治，几乎吃遍各种方药，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加剧，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事对李杲的打击太大了，他捶胸大哭：“为什么自己不懂医学，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疾病夺去生命！”
掩埋完母亲，他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他知道，他家不远处就是巍巍桥山，那里有轩辕黄帝的陵寝。黄帝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祖先，也是医学的开山之祖，后世人根据他的言论整理的《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圣典。而离黄陵只有100多公里的华原深山里(今耀县)，就出了一个孙思邈，精研《黄帝内经》，整理出《千金方》，成为世人尊称的“药王”和“圣人”，自己也活了141岁。想到这些，他发誓说：“不做良相便做良医，如果遇到良医，我一定拜其为师！”他四处打听，知道易水(今河北易县)张元素为燕赵名医，不惜远离家乡，挟千金拜其为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法”，基本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遂辞别张元素返回故里。那时没有什么医学院校，也不必有什么处方权，别人听说他会治病就求上门来，一传十，十传百，凡经李杲诊治的病人，皆为疑难杂症，但多获奇效，用“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的名声愈来愈大。
赫赫名医
人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将入相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李杲未能考取功名，大约在30多岁时，按照金朝的制度向官府交钱买了个官位，做了临原(今河南境内)的税务官。虽有官位，但他仍把解除病人痛苦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由于兵荒马乱，当地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即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症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均不获效，而一泻再泻往往使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尽管这样，不少医生并不认为是误治之过，病人家属更无法弄清原委。唯有李杲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研究本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讨，终于研制出“普济消毒饮”一方，用于病人，屡验屡效。
李杲出身富贵，没有打上纨绔子弟的烙印，对黎民百姓怀有一种悲悯之情。为救治更多病人，他不图利，不留名，把药方刻于木板立在人多醒目的地方，凡照此方治疗的病人无不获效，当时百姓以为此方为神仙显灵所传，就把它刻于石碑之上。
不久，雄悍的蒙古族铁骑从北方草原席卷而来，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金朝都城汴梁(今开封)。谁知到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元兵南下，围困京都近半月，民众因劳倦、饮食不节、惊恐等致疫病流行，城内病者甚众，但很多医生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只是照着书本开方，使死者日以万计。李杲目睹此惨状，夜不能寐，昼夜钻研，寻求良方。
我虽然无法走进他当年苦思苦研的岁月，也不能用电视的手法还原他当时的情景，他可能亲尝药汤，也可能多次失败，但最终灵验的药方研制出来了。有幸的是，《元史》中记下了不少他治愈的病例：有一个官吏名叫萧君瑞，害伤寒发热，有医生让他服白虎汤，结果面黑如墨，小便失禁，脉搏沉细，病情更重了。李杲诊脉后说，这是立夏前误用了白虎汤的缘故。患者的伤寒隐在经络之间，白虎汤是大寒药，并且只能寒腑脏，不仅不对经络起作用，还会导致别的病。应该用温药升发经络间的阳气。依照他的说法，病人服用补治经络的温热药，果然非常灵验。
又一次，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害伤寒，眼睛赤红，口腔干渴，脉搏跳得很快。有医生用泄药承气汤治疗。药煮好了，正要服用，李杲赶来，了解完情况，又仔细切了脉，大吃一惊，说：“险些害了这孩子！”他解释说，通常脉快是热引起的，现在这孩子的脉这样快，可以说是极热，但也有脉与病症相反的情况，这个热即是由内寒导致的。他让取来干姜、附子两种大热的药服下，服了足有八两，病人出了一场大汗便好了。
还有一次，一个叫裴择的妻子得寒热病，停经数年，还经常咳嗽。有医生用蛤蚧、肉桂等温补药治疗。李杲说，不能这样，她这病是由热引起的，服用补药不但无益，还有害处，应该用寒血的药才对。病人服用了他说的寒血药，很快病就好了。
北京人王善甫病状是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如裂，且饮食不下，用甘淡渗利之药无效。李杲诊治后找不到原因。他苦思冥想一直到半夜，突然混沌的脑海闪过一道亮光，他披衣而起，连声说：“吾得之矣！吾得之矣！《内经》上载，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第二天一早，他赶到病人家，开了阴药，一剂就见效。
李杲用他高超的医术治好了许多垂危病人，使他名声大振，当时的人，都把他看作“神医”。
从中原北返后，他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正式开业行医，一直干了6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在真定定居，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书立说。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他已站立在医学的峰巅之上，极目杏林，吸琼液佳酿，独辟蹊径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写出了《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等，成为祖国医学的名著。
慧眼识珠
李杲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正直、忠厚，世事洞明，人情也极为练达，绝非那种见风使舵的小人。他和著名诗人元好问的友谊就说明了这一点。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并被原来的臣属蒙古灭亡。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他因而患了重病，遍求良医不能痊愈。后来他找到李杲，李杲药到病除，两人结为好友。
元好问当过金朝的中央和地方官，金朝灭亡后又拒不应聘做元朝的官，按理应被视为忠贞不二的名臣了。但由于两件事成为现代人所说的“有争议的人”，不少人骂他，“上累祖弥，下辱子孙”。
一件是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一事，成为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他为此悔恨不已。
第二件是他看到元朝的统治者比较高明，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在晚年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尽管不少人攻击元好问，然而，李杲通过对元好问的全面了解，却一直支持他。他知道，元好问在金朝为官期间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当他罢职镇平县令，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舍，敬酒惜别。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至于他和元朝中上层官员交往的事，是他为了完成《金史》的宏愿而迫不得已的行为。当金在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为了写金史，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
对立、容忍、顺应、支持，可以说是元好问在元朝新政权时期的思想变化。其实，历史正不断发展着，顺应时代潮流不但不应受到谴责而应得到称颂。我们不知道李杲当时是否这样想，但他给予元好问的是坚定支持，也得到元好问的回报，他的医学著作就是元好问给写的序。
永久祭祀
记得著名散文家卞毓方曾说过：“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应是比生命更长，它的辉煌不是毕露在创始者的生前，而是隐藏在他的身后。”李杲的成就被后人称道的是在河北正定，而在他的家乡黄陵却少有人知。李姓在当地算得上是一门望族，已繁衍成几个村子，真正了解先辈的没有几人。
纠正历史的谬误是我们舞文弄墨者的一项职责，我怀着寻幽探微的心情踏上去阿党的路。
隆坊镇墩台行政村，也属于李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村里我看到了世代保存的“影”。“影”是古代画匠在油布上制作的世系画，上面清晰地标明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画像或姓名。他们的第一代祖先是一名身穿官服的武将，旁边写着“始祖都督大元帅”的字样，影两边的灯笼上有“征行元帅”四个大字，与《李氏家谱》和记忆中的墓碑相吻。而李杲为第四代，可能因他远离家乡去了远方，影上只有姓名而没有画像。但这足够了，李杲为陕西黄陵阿党人是不容置疑的。
在村里，79岁的李广回忆了年少时跟着爷爷去祭影的经过。他说，影由各家轮流负责祭祀。每到过年时，负责祭祀的这家要杀一头最少100公斤的猪，做成被称为十碗的献饭，和铜牛、铜香炉、铜人、铜烛台、铜象等祭器在正月初一前摆在祠堂的祭桌上，所有男性按辈分参拜。初二中午又请全村人吃一顿饭，光做的黄酒需两三缸。他们村有80户，轮一遍得80年，出于对祖先的敬重，每家都很认真。
李杲行医就是为百姓解救苦难。有一个情节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脾土派的代表，他很想找到可靠的继承人。友人周德文向他推荐了罗天益。一见面李便问罗，你学医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传医道？罗回答，为传医道。于是，李杲欣然收其为徒，学习期间，其日用饮食皆由李杲负责。罗跟李学医三年，从无倦意。为奖励其学习刻苦，有一天李把罗叫到身边说，我知你家境不宽裕，担心你会因之动摇半途而废。但你三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实为可贵。今送你白银二十两，你把这些钱交给妻子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吧。罗一再推辞，拒而不受。李说，再多的钱我都不在意，何况这么一点点呢？你不要再推辞了。一个医道高深的老师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临终前李把罗叫到身边，把一生所写的书稿整理分类放在桌上，郑重地说，这些书稿交给你，并不是为了李杲，也不是为了罗天益，而是为后世天下之人，你一定要好好保存，要推广传播下去。由此不难看出一个伟大医学家一生的追求和志向。后来，罗天益不负众望，在恩师去世后，整理刊出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
李杲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创建的医学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但对今天有借鉴意义，十六世纪后，连日本的“汉医”也有了专门尊崇李杲的学派。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既为有这样一位乡亲而骄傲，又觉得有些遗憾。荒唐的年代尽管做出了荒唐的事情，然而噩梦已醒，难道不应恢复他的陵园以永久纪念么？说不定还能成为旅游的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