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自信(图)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能称得上盛世的没几个,无非是汉的“文景”,唐代“贞观”、“开元”,即使算上所谓的“康乾盛世”,满打满算的也不过210年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封建社会2132年的差不多十分之一。唐朝盛世首推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至于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毁誉参半。所谓的“康乾盛世”比起“开元盛世”尚有一段距离,遑论比肩“贞观”、“文景”。
我们今天理性地看待已往的历史,分析“盛世”成因与过程,颇有可以借鉴之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固然是“盛世”不可缺少的一个硬指标,但这仅仅是物质的外在表现,而内涵深层,则是言论开放度与雍容大度的包容性,这才是“盛世”考量的软实力,亦是充满自信的表现。
唐太宗在位23年,拥有房玄龄、杜如晦、萧瑀、虞世南一朝治世贤臣,拥有尉迟恭、秦琼、李靖等一批名将,更重要的是拥有魏征、马周这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忠贞谏臣。史载,“太宗即位初,霜旱为灾,米谷涌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但唐太宗采纳了魏征“偃革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建议,无为而治。在朝堂上,唐太宗大兴劝谏之风。他对众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不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身。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自此,朝堂上言路大开,唐太宗与内阁商议国家大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闻开说,必虚已纳之”。
劝谏不易,纳谏更难。因为,采纳劝谏,就意味着“唯我独尊”的王权受到动摇,以致影响到皇帝的高大形象,若无对社稷极为负责的精神,若无胸纳四海的胸襟与气度,若无良好的个人修养,是无法做到的。
在贞观的谏臣中,以魏征为最。唐太宗看中这个从“太子党”营垒中出来的忠直之臣,委以重任。魏征不负明主,在他参政的17年中,进谏达200多条。他的谏言如“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等,至今还散发出熠熠的光华。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魏征刚刚被唐太宗委以重任,在征调不满18岁的“中男”入伍的问题上,坚持己见,坚决反对,并指出唐太宗违背国家的政策,质问皇帝:“复何以取信于人?”言辞有理有节,说得唐太宗只好收回“征服中男”的成命,并奖励魏征一个金瓮。
在一次君臣谈话中,唐太宗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皇帝自比为璞,把劝谏的大臣比作良工,在封建专制社会中,除了唐太宗恐怕没有第二人了!
贞观年间的这些劝谏中,大到国家赋税、司法、军事政策,小到唐太宗的私人生活,真是无事不劝,无一不谏,把劝谏与纳谏进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一次,唐太宗戏作一诗,颇涉浮艳,令有“文学之宗”的秘书监虞世南作和,世南进表曰:“陛下此作虽工,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以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太宗看后感慨道:“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于是赐帛奖励。
仅仅经过三年的励精图治,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取得显著成效,“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隋朝旧官员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个女儿,十六七岁,“容色绝姝,当时莫及”。长孙皇后考察后,准备纳入后宫为太宗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令已经写好,策使将要出发。魏征听说郑女已许嫁给士人陆爽,劝太宗说:“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房玄龄、温彦博、韦挺等人认为,诏令已发,选妃是小事,因此不可废诏而影响皇帝的声誉,甚至连常劝谏的权臣王珪也持这个观点。陆家也因惧怕上表说明,双方父母曾互有赠物,但没有订亲,欲让郑女为妃,以媚太宗。搞得太宗也犹豫不决,魏征挑明了说:“陆家怕皇上日后报复,所以反复自陈,意在于此。”太宗一听,坚决下诏废了此事,并坦诚地出敕文检讨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娉,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让郑女与陆爽结为夫妇。天下“闻之者,莫不称明主焉”!
贞观年间,大臣勇于劝谏,蔚成风气;太宗勇于纳谏,闻过即改,显示出一代明君虚怀若谷的非凡气度,这种雍容气度是盛世的基础,是文化的自信,贞观年间未有一起因言兴罪的文字狱,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致,达到“自旷古而来未有的如此之盛”,以致影响到后来的一千多年历史。即使在今天,仍不失积极的一面。
说了贞观,临了说几句“康乾盛世”。康、乾缺少的是政治家的雍容气度,其深层就是文化上自信的匮乏。仅以言兴罪的文字狱,就达200余起。如果魏征、王珪等人活在康、乾时代,不知要死过多少回!乾隆南巡时,江苏学政尹会一上表劝谏:“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一听厉声棒喝:“你说疾苦是何地疾苦?你说载道是何人载道?”蛮横到无以复加之地,就连名满天下的大学士纪晓岚的劝谏,也惹得乾隆爷龙颜震怒:“朕念你在文学上有一技之长,才让你当个官,其实不过是以倡优蓄之,怎敢谈论国家大事。”把满腹经纶的大学士比作倡优,真是把天下读书人糟蹋尽了。
盛世必须要有充满自信的文化支撑,要有言论开放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盛世兼容并包的大度,才能形成盛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