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
承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的变政救亡之绪，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救亡运动。近百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中外关系史上难以平复的创伤的评价，可谓是争议颇丰、歧见纷呈。在中国，史学著作对其评价多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落后”之间徘徊，取中则定位为“一分为二”；特别是建国以后，出于史学“经世致用”之传统和现实的*使命，人们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性质。而在西方，与之相反，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恶和最可怕的象征……甚至进而成为对一切非西方人的负面的概括”的恐怖团体（注：［美］柯文：《用三种基调看历史——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转引《读书》1998年第1期，第122页。）；最近几年来，伴随着西方“中国中心史观”的兴起，以周锡瑞和柯文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立足于中国的乡土民俗文化，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来钩沉史实，从微观上探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尽管他们对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价值判断多持保留态度，但也未能掩盖其独创之处。本文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古典爱国主义”（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72—87页。）精神的前提下，选择当时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蠡测他们对这场呈现着“排外灭洋”之外观的下层民众救亡运动的不同态度及心理。并作出简要探析，以便更好地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一、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黄河流域兴起之时，适逢一批维新志士在南方长江流域联络会党、组织力量，图谋“武力保皇”，再度变法，以救中国。此种情势之下，以康有为、麦孟华、赵振、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及其同道，更多地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改良所造成的阻力及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一立场出发，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
首先，侮称其为“愚者”、“乱民”。赵振认为，义和团民众只不过是一群“眩于端王之权利，惑于拳师之奇术，垂涎于人财帛”而起的“乱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9页。 ）麦孟华也指责义和团为一群“愚者”，其“贸然排外”的野蛮之举，是因其不知中国衰弱是“国政之腐败”造成的，因而“惟愤外人之逼迫”，这与时势是相悖的。他们认为，只有“采行外国之*，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者”，才是“智者”。（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 月26日。）这里，他们以“学习外国与否”作为评判智愚的标准。不可否认，此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欧美近代先进文明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亦是时势的一种必然；然而在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仅以此作为评判的准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近代中国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两种选择都不失其合理性。这样，知识分子圭臬的偏误带来的论断也只能是偏执一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弱是内政不修之果，与外人强迫无关，倘若中国内政已修，自然也就不会有外人入侵。显然，此种思考为列强开脱了罪责，混淆了西方文明与侵略二者间的关系。平心而论，这群自视甚高的“智者”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自然就难以看到义和团的救国正义一面。因而，赵振在《说败》一文中认为，义和团非为“雪国之耻”举动；黄遵宪也说义和团是“无端桴鼓扰京师”，称其为盗匪。（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77页。）既然如此， 他们也就会在心理上把义和团的“排外”救国与他们自己的“习外”救国对立起来，视二者为冰炭水火。他们还认为，义和团使中国丧失了维新机遇，说“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7页。 ）偏颇的心理使这类知识分子忽略了义和团排外的内蕴，仅仅认为自己是救国的，心理上对民众运动瞧不起，行动上自然也就会站在和团运动的对立面上。
其次，由惧外而指责义和团。在这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义和团不是救国，而是排外，这一心理定势蒙蔽了他们的视听，使其只注意到运动的表象，眼耳中充斥的仅是义和团的“毁人租界，*人民，戕人公使”等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外人的“骂我野蛮，辱我犷种”，内以担忧的是“绞我国民之膏血”的赔款与“荡我国民之室家”的割地，这些“公害”都是义和团的“排外”造成的，所以“彼实即为国民之公敌”。（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 月26日。）不难看出，这类知识分子只看到“排外”的负面效应。从心理动因上来说，这些旧学根底深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千百年来，长期的单一生活结构的影响，使中国人在治乱循环中形成的“喜稳怕乱，求定息争”的心理作崇，人们对乱的心理承受力极其有限，不愿意也不希望看到乱；同时也把防乱、治乱作为自己理想和首要目标来考虑，一旦出现乱便想立刻去制止它。维新之时，康有为曾一再以金田起义，“奸民蓄乱于内”、“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整个社会“乱机遍伏”，揭竿斩木之事“已可忧危”，（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5、205页。 ）相挟要求变法，以防乱患于未然。尔后变法未成，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麦孟华则说：“团匪”之乱，祸延宗社，危及乘舆，涂炭生灵，损失公私财产无数，这不仅仅是“国家之害”，更是“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因而，他们呼吁天下有血气、有知识之人， 应对此“痛以疾首，群思剚刃于其腹矣”。（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0页。）另一方面也有惧外、媚外的心理因素隐含其中。对外战争的屡屡败北，半殖民地程度深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反往日与西方交往时“以尊临卑”的文化心态。正如心理学家所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经过多次失败者，当面对类似情境时总会降低或丧失其信心”，“失败的经验不但能打击个人的自尊，而且使个人在团体中产生自卑的感情。”（注：张春兴、杨国枢：《心理学》，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第65页。）自信的丧失和自卑的增多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半殖民地社会意识”：即崇拜、模仿外国，行事上谨小慎微，这样一来造成了惧外、媚外心理。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些人就对时局颇具忧虑：“中东一役，仅日本一国已赔至二万万，今则八国之师齐集都下，计其赔数岂可数计，不知将何以应之。”（注：丛刊《义和团》（四），第232页。）这样， 在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知识分子内心对列强一方的畏惧，认为得罪不起，就必然会转向迁怒自己的民众，斥其“激怒强邻，酿成大衅，实为罪不容诛之大憝”，这是惧外、媚外的一种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惧外、怕乱的二重心理交织遮蔽了这类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视野，使其最终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只能是不信任的态度。
第三，认为义和团宜剿不宜抚。“怕乱”、“惧外”之心理，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张对义和团“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83页。 ）康有为声称，拳匪作乱，祸及外国皆由西太后及荣禄等人通联拳匪所为，现今要中外相安，荡匪除奸，“莫急于扶我皇上亲政”，而皇上亲政也会有恩于诸国，于各国“拯救之德，尤思所护”，再以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不费一兵一饷，“必能保全”，这对于各国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此种考虑之下，冯镜如等人上书日本总理山县有朋，诚意要求“各国联合重兵……扫除匪党，修睦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注：《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华商上大日本政府书》，《清议报》第49册，“附录”，1900年6月 27日。）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是滑稽的，但它却是知识分子心中视剿匪救上为第一急务的必然，透露出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不满；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也利用会党势力抵制义和团，对“乱”和外人的恐惧，使他们反对“灭洋”。他们通过发放富有票，将会党的“扫清灭洋”的宗旨变为“救国保民”四字，唐才常曾认为，“灭洋”二字足亡中国有余，一旦将来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这样会造成国亡种灭之惨局。因此，现今，“第一义即不可伤害洋人”；（注：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4，第19页。）在对南方会党改造的同时， 康有为亦致函海外各埠保皇会：要求其“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82页；见《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这样，媚外、剿匪、 救上——这就是此类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时局所作出的心理反应。
概上所言，以康有为、麦孟华为代表的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产生不信任的敌视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由于对“外”的态度不同，致使他们对民众运动的认同产生了障碍，过多看到的只是其中“非理性”的外观。殊不知，两种爱国观在多元共生、异质并存的近代中国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中立裁判者的心态
以梁启超、蔡锷、汪康年、秦力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与前一类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从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审视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民众的英勇斗争对中国政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表达的多是中立的持平之论。
梁启超目睹了民众运动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阻挡作用，他曾说，义和团运动前，“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也”，运动之后，“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178页。）1902年，留学日本的蔡锷在《军国民教育篇》一文中也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体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举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注：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这里他把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与甲午后亡国灭种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它的到来是列强凌辱之下忍无可忍的一种必然，与知识分子的“振举自上”的维新运动一样，是一次“奋起自下”的图存之举，二者是并行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张排满革命的秦力山，虽对义和团的“扶清”口号颇有微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义和团的斗争精神，他认为义和团民众的觉悟较当时日本群众为高。他说，日本人虽称沙俄在东京建立教堂为“污物”，可“日人言之而不敢行之，义和团居然行之。岂日人文明程度，反不义和团若欤？”（注：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章太炎怀有强烈的种族复仇情绪，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时，囿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目之为“匪”，但后来随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民族危机的驱逼使他也改变了此种态度，认识到义和团民众爱国正义的一面，看到了其对革命事业的推动作用，他称，“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2页。）对此，章士钊曾说：“至于推挹义和团，谓中国之强根在是者，太炎且口将言而嗫嚅。”维新人士汪康年在义和团运动时，“著论力斥拳匪之酿患，政府之误国，然推本于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缘由；以见其咎不尽在吾国，西人转相译述，复证以闻见，于是公论稍出。”（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73页。）综上所述，这类知识分子虽然也不赞成义和团运动，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尊重历史事实，把义和团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历史行程中去考虑，进而采取裁判者的态度加以评论，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外族凭陵情势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也已看到了义和团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
三、同情赞赏之态度
社会上对义和团非难咒骂甚嚣尘上之时，以创办《开智录》为代表的“三自”青年（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容闳、陈少白及一些留学生却理智地为这场救亡运动唱赞歌，并对其隐藏在非理性外观背后的“民气”表露出欣喜之情，而予以精神方面的认同。
首先，他们较客观地指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中国旬报》上刊文说：“义和团之起，本因与教民为仇”，（注：丛刊《义和团》（二），第146页。）而列强欲借此瓜分中国，无端派兵，践踏禹土， 因而他们斥责“文明”强盗杀戮中国民众的野蛮暴行。《开智录》刊《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中云：“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是今日“所谓文明国”，正是其欺压凌辱，才造成了北部山东、直隶人民起来联络民气，“杜绝列强”，“振起国民排外之由作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59页。 ）很显然，这类知识分子看到了义和团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兴起的。《大陆》杂志也载文曰：列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敌忾之气乃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426页。）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批人已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去探究义和团运动的由来，这就为其肯定义和团打下了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受新学浸贯甚深，主权意识较浓，故而对西方国家的胁迫和清廷的妥协、出卖主权表示极大不满。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不为忧虑地说，“今因北清变乱，和局又开，各国之权利愈加，则中国之分际必愈失，国将由是变乱，民将由是困苦”。（注：《议论和之中国》，《中国旬报》第32期，1900年12月16日。）体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思。
其次，肯定义和团民众中蕴藏的力量。《中国日报》的社论《中国轻重论》一文认为，义和团民众仇杀洋教、嫉恶外人，这种举动虽然可笑，但“其热以可嘉”。他们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之心”，视见了民众中蕴藏的力量，认为中国“民智可轻”，但“民气不可轻”，只要民气未死，一旦将来民智、国风日开，则中国必会有“国虽亡而民未亡，国可灭而种不可灭，朝祚虽失而中国犹卓然以独存，必能见重于地球而莫之敢侮”的局面。（注：《中国轻重论》，《中国旬报》第30期，1900年11月26日。）不难看出，这种论说虽呈现出非理性一面，但已经较为公正地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称赞其为中国“民气未死”的表征，认为民气尚存，并对此抱极大信心。著名维新人士容闳与友人论时局也说：“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中国下层愚氓，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籍此，坚信中国“必有大革命之一日”。（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115页。）还有的论者以天赋人权论评价指出，现时政府压力深重，民难忍受，心思夺回其原有之主权，这是合乎情理的事；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国民“知争之显据”，虽其与各国争权之事“未尽合理”，但关键的是“争权之兆已隐伏于四百兆人之方寸间”，已是中国自立的“绝大起点”。可见，知识分子内心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是民族自立的先驱，自然对于那些贬斥义和团的言论也不会置若罔闻。他们说，当世*家多讥讽义和团野蛮是缘于这些人嫉恶民权，不懂得义和团是中国“自立、自主、自由之绝大质点，绝大机关”，这部分知识分子颇具信心，认为民智大开之日，这一“质点”必会发育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最终在支那大陆成就一“民主之大国”。（注：《主权篇》，《中国旬报》第33期，1900年12月26日。）从人权角度理解义和团有点失之牵强，不尽合理，但已流露出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欣慰，他们把义和团与外人“争权”看作是民族自立、自主、自由的起点，并且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即希望国人要敢于争权，通过此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日趋浓厚，他们对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认识的更多，赞赏义和团的言论也骤增。1903年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时说，俄人之所以一再踌躇，不敢发其席卷中国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庚子排外暴动之民气”，学生称赞这种“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注：《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2期。 ）还有的说，义和团的举动虽“野蛮”了一点，然而也一时快心辣手，逞血气之勇，“乃使外蹙额屏足，莫可谁何”，这是至今“犹存影响于世界者”。（注：《民族精神论》，《江苏》第8期。）这些评论正是1903 年前后列强侵略加深之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反应。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也隐然肯定义和团是“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的正义之举，看到了运动背后那种不可小视的“同仇敌忾之气”，他还把此上升到民族独立高度，以为将来中国一心，这种力量又不是直隶一隅的义和团可相比拟的，他们的自保身家之谋，也就不会弱于其它国家之人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下册，第601—602页。）诸如此类的言论还很多，尽管其立论角度不一，但都在批评义和团“排外”的同时，更多地褒扬其保家卫国之正义性，欣赏其“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是“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概而言之，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内心对义和团的赏悦，看到了充满潜力的“民气”，因而认为，下等社会必是将来经营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坚”。（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408—409页。）从整体上来说， 这些知识分子已不再惧乱怕事，对乱的心理承受力也较大。他们从流血、动乱中看到了民众知道争权的希望，虽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斥责义和团在方式上的野蛮一面，却也肯定了它的精神，并且他们在心灵深处把对满清的恨与对义和团赞赏结合起来，急切希望中国也来一场欧美式的“大破坏”，因而也就把义和团看作是这场运动的前奏序曲。《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认为，这是“天假义和团之手，借联合军之力，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59页。）实际上， 他们在这里把反清赢得民族独立的任务，加之于义和团身上，因而在潜意识里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肯定义和团的暴力运动的合理性，认同义和团的那种“冒万死以一敌八”的精神，并借此自励，以养成以死相搏，拯救中国的赤子心。另一方面，这类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较大，知识构成发生了变化，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第555页。）此种两难心理加上近代观念意识，使他们看到，20 世纪绝非闭关之时代，也根本没有“见外人就打的理”，（注：《陈天华集》，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127页。 ）他们也看到“民智不开”、“民气犹可用”等一系列问题。遗憾的是他们此时对义和团也还只是指手划脚、坐而论评，谁也没有切实深入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中去做开启民智的工作；结果只能成为一群脱离民众的“英雄”而抱终天之恨。
总之，庚子前后的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褒贬互有，心理上喜恨不一，甚为驳杂。但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讲，贬多褒少，忧大于喜。造成这种心理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思想革命、社会变革方面倾慕西方、学习西方，而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利益方面又反对西方。这样，也就形成了广大知识阶层和其它改革者的二难矛盾心理。再加上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又多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交织而成的漩涡之中的“边际人”，头脑中多元价值观念在同时起作用，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和抉择困难，从而体现出不协调的自我和角色。如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兼治天下”及“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仍不时的支配着他们。这种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的耦合影响了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在经历了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之时，很难做到超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整个民族的得失为准绳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评判。如此，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追求近代化以及反对外来侵略之时，必然认为义和团不足为训；另一方面，伴随外来的压迫日渐加深，对义和团的抗争及其悲剧至少又难以从精神上全盘否定。简言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交织，使得处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很难从他们的近代爱国主义观与下层民众的古典爱国主义观中找到契合点，来引导民众变革社会，最终皆因势单力孤而以悲剧结束。时人吴玉章曾以明晰的语言表白了精英们的这种心理：“我当时已受‘新学’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他们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非常钦佩。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当时还处于四民之首‘士’的地位，所以我对他们的运动采取了旁观的‘中立’态度。”（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4页。）这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写照，也彰显了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间的隔膜。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