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口数的大体匡测
由于资料十分零散，而且记载又多含混笼统，有的在看法上还存在着分歧，所以要弄清清代的劳动力状况，以及人口的职业构成，那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日益深入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却需要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本人不嫌浅陋，以现有资料为基础，试作某种轮廓性的探索，目的是抛砖引玉，期待出现佳作。
一、劳动力状况的估测
清朝政府沿袭以往朝代的做法，将虚岁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男子称为成丁，凡符合此年龄段而身体又无伤残、无慢性疾病的，都必须承担政府的劳役差派，或缴纳代役银和丁银。国家征集、招募兵丁，也从这些人中挑选。虽然有清赋役征派形式和内容的变化，把原先丁的实际含义和赋税中丁的概念弄得混乱不堪，但是成丁意味着由此必须向国家尽子民百姓的义务，这应是确定不移的。成丁，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种标志。尽管十六岁只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岁或十四岁多，可在当时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条件下，已是个主要劳动者了。从此他可以结婚、成家立业，并负担起奉老养家的责任。按照有的学者对族谱资料的研究，自16世纪中到18世纪中，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平均死亡年龄约在五十一五十三岁之间[1]。在平均寿命不高的情况下，十五岁（虚岁十六岁）便要踏进社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劳动者，那是不足为奇的。
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根据人口年龄构成与未来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的关系，将人口构成划分为增加型、稳定型和减少型三种类型，然后计算出每种类型各年龄段的人数比例。清代自康熙至乾隆末的人口发展趋势，一直属于增加型社会。增加型人口的各年龄段人数比例是：一至十四岁占全部人口数的40%，十五至四十九岁占50%，五十岁以上占10%[2]。桑德巴所称十五—四十九岁，约当中国传统虚岁十六至五十岁，正好是参加劳动的合适时期。大致康熙末雍正初全国人口约在1.4—1.5亿之间，乾隆中2亿左右，乾隆末约有3亿。按照桑德巴的标准估算，康熙末雍正初十五至四十九岁的人口数是0.7—0.75亿，乾隆中1亿，乾隆末1.5亿。清代男女性比例是113—119：100[3]，那么每一时段的男性整劳动力人数分别是：
康熙末雍正初：0.3715亿—0.3805亿和0.3978亿—0.4075亿；
乾隆中：0.5305亿—0.5435亿；
乾隆末：0.795亿—0.815亿。
自道光中后期起，清代人口一直徘徊在4亿上下，如依4亿为计，男性人口是2.122亿—2.174亿，女性1.878亿—1.826亿。这期间人口发展趋势属稳定型。稳定型15—49岁年龄段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5%，那么男性整劳动力就是1.0716—1.0978亿人。
清代按中国传统旧例，男子在外劳动养活家口，妇女在内主中馈，参加家内劳作。所以她们的劳动不属于社会生产性劳动。这样的观点，当时上至皇帝，下及百官、文人，都是这么看的。乾隆初，陕西巡抚崔纪在一个奏疏中谈到农家劳动力状况时就颇具典型。他说：“百亩之家，除老幼妇女而外，共力田者不过两三人”[4]这里的二三人，就是“或父子、或兄弟”，没有把妇女和老幼列在一起。又如“农民八口之家，耕不足二三人”[5]与崔纪的说法如同一辙。按清代的实际情况看，把妇女完全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是不合适的，且不谈南方不少地方也有妇女参加田间劳作，就从羊蚕、采茶、纺纱织布等这些以妇女为主的劳动，随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多种经营和更加普遍化，已越来越具有社会生产的性质。因此，适当考虑把妇女的劳动包括在社会生产的行列，是完全必要的。当然，由于体力等各种限制，加上相当部分妇女的劳作仍以家务为主，所以可按成年男子劳动量的一半，或更少一些进行计算，即相当于半劳动力和四分之一劳动力。照清代的传统，女子以虚岁十五为及筓之年，也就是步入成年了，不过为了计算方便，仍依男十五至四十九岁为全劳动力的标准作准。在这个年龄段中，假设半劳动力和四分之一劳动力各占一半，那么，康熙末雍正初女子合两者折成全劳动力为：0.2464亿—0.2396亿和0.2641亿—0.2569亿之间，乾隆中0.3521亿—0.3424亿，乾隆末0.528亿—0.5137亿，道光中期以后为0.7113亿—0.6916亿。
将算出的男女整劳动力加在一起，清代各时期大致能给社会提供的劳动力数量为：
康熙末雍正初06179亿—0.6201亿和0.6619亿—0.6671亿
乾隆中0.8826亿—0.8859亿
乾隆末1.324亿—1.3287亿
道光中期后1.7829亿—1.7894亿
以上属于理论匡估数，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比如在“及岁”的劳动者中，必须扣除因疾疫丧失劳动力人。还有像地主、官僚、贵族及其家口，众多的游食群等等，亦不在劳动者之列。但也有这样一种情况，不少五十岁以上的人，还在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生产性劳动。若将其总体平衡加减，清代的劳动力资源，可能与理论匡估数亦相差不远。
二、城镇人口构成
清代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城镇人口比例不大。美国施坚雅在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一书中，统计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国二千人以上的居民点一千六百五十三个，共计人口2072万人，城镇人口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1%（不包括关外东北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施氏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不少中国学者同时指出，他的估计总的趋于偏低，以山东省为例，有人计算乾隆至道光间的城镇人口约在140—180万之间，约占全省3000万人口的4.7%—6%，高于施氏华北城市化率4.2%的比例[6]。又比如有人指出，他对诸如北京、杭州、南京、景德镇、自贡、清江浦（现淮阴市）等城镇人口的估计，亦过于保守[7]。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道光二十年前后，全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不会超过6%。
中国的传统城市，一般都是以*中心或军事重镇为基础兴起的，北京以及许多省会城市和边疆军队驻防中心就是如此。在这些城市里，政府官员以及与此相关的兵弁、吏役，连同家口等等，便占了相当的比重。以北京为例，据有的学者估测，乾隆四十六年（1781），内城、外城并城属，共有男女老小986978口，其中八旗人员就有649900口，占65。859%[8]，而这还不包括居于紫禁城内的皇帝宫眷、太监、宫女和各色服役人员，中央及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汉官和吏役，京师巡捕五营的绿营兵弁与家口，估计应不低于十万人。真正民户不过二十来万（约三万至四万户）。在这二十来万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商户和店家伙计（店家伙计很多人是单身随店主立户）、各种小摊贩、帮闲、唱戏、卖笑求食者。他们做买卖，或是打秋风混饭，其主要对象往往是官家公务人员，以及为公私事务进京耽搁的差员、科考举子、待缺求觐官员等等。以手工业或苦力维持生计的，如果撇除外府外省流入的临时性贫苦流民、游民，也就是几万人。北京可谓当时作为*中心城市人口职业构成最典型的例子。其它比如各省府城市，虽然情况没有像北京那样突出，但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公役人员占有相当比重，这一格局大体是相同的。
当然，有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原因，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压倒了*或军事功能。人口构成发生不同的变化，广州就是如此。广州城的确立无疑得力于它的*地位。在清代，它是省城，又是府城，南海、番禺两县衙门和粤海关都设在此地，还驻有八旗重兵，派将军统驭，绿营有将军标左右前后四营、巡抚标左右二营和广州协左右二营，共八个营，城里和近城地区，政府公务人员和军弁一大批。可当时的广州主要是个工商贸易城市，特别自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的对外贸易集中于此，国内国外商贾及各色人役丛杂，在人口构成中，商人、船民船工、店员伙计、苦力等等，在数量上已占有主导位置[9]。
北方的天津，在明代原属拱卫京师的一个卫所，清代改卫设县，后来又是府治所在地，但因地处海河等“九河下游”，南北大运河经临此地，又濒临渤海，很快便成为商业转贩中心了。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当时城内户数9914户，与商业有关的铺户、负贩、盐商、船户就有5245户，占总数的53%。每年夏秋之间，海河两岸“帆樯络绎，水手如云”，居民中光靠搬运粮食为生者，就“不下数万人”[10]，在人口职业构成中，已与原先的军事重镇关系不大了。
除了前面说的传统*、军事性原因兴起的城市外，清代还出现了一批纯粹因交通工商业发展而兴盛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中，工商和服务业便成了居民中的主角。地当“九省通衢”的汉口镇，就有“九分商贾一分民”的说法[11]。福建厦门的兴起，得力于海运业，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闽海关，便选该地为关址。除了大批船户、船工、使役外，与造船、修船有的土木金银铜铁诸工，亦率以万计[12]。江西景德镇的繁荣与瓷业生产密不可分，城市人口中几乎都与制瓷、卖瓷有关。嘉道时，“民窑二三百处”，“工匠人夫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13]。至于延绵十许里的市肆铺面，除罗列各种瓷器产品外，便是为外来工匠商贩提供服务的旅店、酒楼、茶肆等等。广东佛山镇，先以冶铁和陶瓷业闻名，随后又兴起丝织、印染等手工业，另外成药、造纸、爆竹、竹木藤器等行业也有一定发展。乾隆时，佛山人口20万，其中参与炒铁、铸铁、冶铁的工匠就不下三万至四万到四万至五万[14]。与佛山同属南海县的石湾镇，嘉道时，住户六至七千，“业陶者五六”[15]。在全体人口中，制陶、贩陶者占有绝对的优势。
市镇密集的太湖平原区，专业人口具有优势的例子就更多。江苏长洲县陆墓镇，“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吴江县黄家溪市，“市民多业杼”；庉村市，“居民多铁工”；盛泽镇则以“绵绫为业”[16]。嘉定县新泾镇因近傍出产黄草，镇民们“织成凉鞋，行销远近”[17]。浙江桐乡县濮院镇，“机业十室而九”，从事丝绸织业，其产品号称“濮绸”，名闻四方[18]。类似这样的城镇在北方也有，山东博山县颜神镇，便因煤炭、陶瓷和琉璃业而得名[19]；陕西泾阳县城，人们“藉泾水以熟皮张”，“皮工齐集其间者不下万人”[20]，一跃而成为西北名城。
总之，不管因*、军事因素兴起的城市，或因商贸、或因某一手工业发达而勃兴的专业性城镇，它们的人口职业构成，较之农村要丰富、复杂得多。首先，各级政府衙门都设于城市。另外，它们往往也是军队驻扎的中心。这样在城市人口中，政府官员、吏役、兵弁，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如幕僚、长随、奴仆，便是不可少的。既为城市，必然会有商号铺户，于是便出现商人、小摊贩、伙计、学徒等等。很多城市还是交通中心，车把式、船工、挑夫和各种搬运工丛集。一些稍大的城镇，因为人来人往，需要休憩娱乐场所，从而戏园、酒楼、茶馆以及堵场、青楼妓院、看相、算命等等，便应运而生，这又聚集着一大帮人。至于像前面说到的一些专业性城镇中的各色手艺工匠，更构*群的主体。
因为城市的包容性远比农村大得多，常常是各地流民、游民汇聚的地方，一些生活较为富裕、追求犬马声色的人，也喜欢长期耽搁在城市。江南一带有所谓城居地主，他们就阖家住在城市。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既是统治者集中之处，也是各种帮凶、狗腿子混迹的好地方；既有追利逐末者，也有更多的为求取一饱而四处奔忙者；有各种手工业、工艺生产者，也有庞大的游食寄生群。在城市，同时也是精英们会聚的场所和各种藏污纳垢的区处。城市的性质，城市的特点，决定着城市职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各种从业人口数的大体匡估
清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在全国人口中，约有90%左右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或是农业生产者的家属。他们中除汉族外，还有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和四川的一部分藏族，南方和西南的苗、瑶、僮、土家、布依，以及彝、傣、畲、黎等诸民族。1840年前夕，全国总人口约为4亿，农民与家属大致在3.5—3.6亿左右。
牧民，清代以畜牧为生的，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如蒙古、布鲁特（柯尔克孜）、哈萨克，居住于青海、藏北、甘南等地的藏族。另外，在华北和西北陕西、甘肃的一些回汉百姓，也有以放羊为业的，但人数很少。估计以畜牧为生的人口，约在三百至四百万上下。
盐灶人丁。灶丁本是官给卤地煎盐、岁收课盐的专门户籍，后来虽有变化，但多数灶丁仍需依藉煎盐为生。总计灶户的人数也很庞大。据咸丰初有人提到，仅淮南二十场，就有“专藉煎盐为生”的“灶丁数十万”[21]。四川井盐亦规模巨大，嘉道时，犍为、富顺等县在厂人数动以数十万计，沿边的大宁、开县“众亦以万计”[22]。虽然这个人数包括了灶户、佣作、商贩等各项人役，但其主体无疑是直接从事煮盐的大批劳作者。山东场清初原额灶丁五万多，后来扩大滋生，到清中叶应不低于十万人。以上列举的，只是盐灶人员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淮北（合淮南共二十三场）、长芦八场，奉天九场，浙江三十二场，福建二十一场，广东二十七场，以及云南井盐、山西河东池盐，陕西甘肃池盐等。尽管各场规模不一，人丁亦多有悬殊，但按保守估计，百万之数当不为过，加上家口便是五百万。
手工业工人。这主要指有一技之长的如木工、铁匠、泥瓦工、经布匠、竹篾工、油漆雕刻工、石匠、轧花弹花工、炉匠、烧窑工、糕饼师傅等。这些人，有的走村串寨，或临时支帐搭篷为人加工劳作，也有人受雇佣作，更有相当部分人在城镇开设小作坊，或实行师傅带徒弟式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尽管比较分散，但很多村寨、每个城镇，差不多都有其踪影，若每个州县平均有150—200人计，全国当有此类零散手工工匠22.5—3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集中于城镇，或虽在山乡，但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工人，亦应归在这个类别之内。关于后一类的工人，前面我们曾略有提到，像佛山炒、铸、冶铁工三万至四五万，泾阳、厦门各有皮工、船工上万人等等。另如苏州有染坊踹布工匠二万余名、纸坊工人八百多名。在京师户工二部铸钱的上千名炉工，亦多雇自民间，加上鎔铜打造铜器铺户，这样的手工工人可达2000—3000人到3000—4000人。[23]闽北山乡，人们开设茶厂，只瓯宁一县已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24]，千厂便是上万人。清代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工人，估计约在50—60万上下。
矿工。清朝政府的矿业政策虽时紧时松，但铜铁等物乃国用、民用所需，加之商人亦要以此牟利，只要可能，便开矿不止。自康熙中期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以及云南、贵州等省山区，经常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矿徒、矿丁，开山挖矿。康熙末，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25]。广东冶铁、采煤、伐木，“佣工者不下数万人”[26]。广西仅庆远府南丹州所属山区，有矿徒“十余万人，盘踞在内，地方文武无计解散”[27]。四川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28]。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29]。矿业最发达的云南省，极盛时，“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矿丁，无虑数百万”[30]。此说虽不免夸大，但可想见矿丁数量确实不少。清代矿业的最大问题是聚散不定。这既有矿脉穷尽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受政府禁矿思想的干扰。从矿工成份而言，主体是贫苦农民，队伍亦不稳定。不管如何，几十万人的队伍是会有的。
船民、渔民、船工。据有的学者估算，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沿海商船，其载重能力在700—800石至7000余石，即50—500吨之间的，约有9000余只，即近一万只[31]。至于一般细桅小帆、只在近边航运、捕鱼船只，则可能超过万艘。稍大的闽广艚船，除需配备舵工、亚班、大僚、头碇、司杉板船、总铺等人员外，另有“水手二十余名或十余名”[32]，浙江海船水手“每船约二十人”[33]，江苏沙船平均每船亦需船工二十至三十人[34]。又据英国人斯当东在天津附近海面见到的船只，则有四十至五十个船员[35]。山东出海商船，“使船”者大概10—20人[36]。若采取保守算法，按平均计，每船用柁工、水手十五人，万船便有十五万人。加上近海小赏渔船，至少应有二十五万人。
内河船只数量比海船更多。据著者在《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37]一文匡估，除漕船等各种官船不计，全国载重在200—300石以上，经常作中长途航行的民船，不下十来万艘，若每船配备船工五人，便是五十万人。另外还有五十五至六十万艘二百石以下小型船，以其中三分之一为商贸船，每船配备二至三人，也有船工约四十至六十万人。
把海船和内河传的船运人员相加，应超过一百万，而这还不包括内河渔民以及有关家口。
商人。商人的人数较难匡估，但以有关记载来看，亦为数不少。安徽歙县，“农之三，贾七焉”[38]。山西平阳府，“土狭人满，每挟资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39]。汾州府“民物浩穰”，“多商贾”[40]。河南武安县，“最多商贾”[41]；鄢陵县，“耕读者少而求利者多”[42]。陕西汉中府，“农桑之外，咸事商贾”[43]。江苏淮安府“趋市利者”，“十之三四”[44]。山东黄县，“商十之五”[45]。江西泰和县，“半为农，半为商”[46]；金溪县“为商贾者三之一”[47]。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行贾于四方”[48]。当然，以上不过是些举例式资料，既不全面，而且就所引资料，有的颇有夸张，不过在清代，商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是非常确实的。
一般说来，在内地的多数省份，只要是百户以上的村寨，总会有一两家铺户，城镇当会更多。据有的学者对江西萍乡县有关市镇商铺的统计，除载录笼统（如仅记商民若干家等）不计外，八个市镇中共有居货殖者1180—1390家[49]，加上县城、村集等等，估计全县会超过一千五百家。从商业的角度看，萍乡在江西属于中等偏上的县份，而江西在全国又是个中等偏上的省份。在北方，有的学者对山东省的某些县份居民职业状况作了估测。在被统计的滋阳县688户中，从事商业的人家有二百三十三户，占33.9%。又如临清县的城市户口中商业人户约有近千家[50]。临清的商业活动在山东位居上乘，在沿运河城市中也称得上佼佼者。滋阳大概属于中等水平的县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过据作者称，滋阳的统计不全，只相当于全县人户的三分之一，否则商业人户还要增加。一些全国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苏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商号都超过千家。就连佛山、吴城（江西）等镇，也有“阛阓千家”之称。
比较起来，边疆地区的商业活动开展较晚，但也不是空白点，有的地方还相当活跃。北疆城市张家口，嘉庆末已有商号二百三十余家。内蒙古的绥远城，乾隆时，铺户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铺[51]。新疆的乌鲁木齐，因“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开设市肆五百余间”[52]，而且势头还在不断增长。作为全疆*、军事中心的伊犁地区，共建大小九城，其中仅绥定城内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诸城，商贸一直发达，乾隆中期后，与内地交往增加，繁荣程度有增无减，以喀什噶尔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铺房、堆房二十八处，嘉庆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处；又如叶尔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铺面房四十间，增至一百八十余处[54]。关外东北地区，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等地，就有从直隶和晋豫等省流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三四万不等[55]。按缩小估算，商贾人等起码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尔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户二百五十五户，铺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总户数的6.3%。贵州省道光初曾有人作过调查，在外来人户中，贸易、手艺客户20400家。照此，贸易户至少近万家。[57]
有的学者依据清末的一些地方志，对15个省的44个州县工商人口比例作了大致统计，“一般都是商多于工，有的地方数量还相当悬殊”[58]。参照来看，如果我们把手工工人的人数定在五十至六十万上下，那么商户（包括小摊贩）可能会超过一百万。
地主绅士。绅士指有功名身份的人，张仲礼教授在《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中确认，在19世纪前半期，有各类绅士一百余万人，加上家庭成员可达五百五十万人。清代低层绅士中，也有出自“荷畚执锄”的农家子弟，但多数应是地主，即绅衿地主。至于没有功名的一般中小地主，人数大体与绅衿地主差不多。这样两者相加，便有千万人之数。
兵丁吏役。仅以经制兵而言，清朝定额八旗兵二十万，绿营兵六十万，加上家口四百万。吏指在各级衙门办事的书吏，役即差役，在州县等地方衙门有皂（皂隶）、壮（民壮）、快（马快、步快）三班，另如仵作、禁卒、更夫、马夫、膳夫、轿伞夫、斗级、仓夫等，也归在役一类。按照规制，州县衙门设书吏七至八人至十五至十六人，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常常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更多。役的人数一般是吏的两倍，且随着吏的人数膨胀，役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除正役外，还有帮丁、“白役”之类。即以正役而言，就有百余人到几百人不等，把吏和役合在一起，按保守数算，假定每个州县平均一百人，一千五百个州县便是十五万人。州县以上还有二百多个府和直隶州、厅，各省省级督抚、两司衙门，河道、漕运诸衙门，以及中央的部院寺监衙门，也都设有吏役。据清光绪《会典》，中央各衙门书吏一千二百多人，省级衙门二千二百多人，府和直隶州三千多，合计约六千五百来人，实际比这要多得多，再加上相应的役，五万人并不为过。把州县的吏役和其它衙门的吏役人数加在一起，共约二十完，连同家口一百万。这里我们还没有把各级官员的长随、幕僚等等计算在内。
游民和各种待雇求食者。按照清代法律的界定，游民系制不农、不商、不工、不庸的游棍、地痞、无赖等等。实际内容远比这要广泛，归纳起来，大致有：闲游于地方的纨绔子弟和地痞、游丐、妓女、江湖卖艺者、习拳舞棍者、*徒、犯罪捕逃之辈、占卜堪舆人、中间撮合人、包媒婆，此外还有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游荡逐食者、盐贩子、被裁散的军勇[59]。他们中既有社会的渣滓，更多的则是受生活煎熬而流落作歹的无奈者。游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随着嘉道以后社会矛盾的加剧，急速地在扩展着。
由于资料极不完备，要确切地估算这些地层求食者的队伍是相当困难的。但只要稍微留心，就回发现，有关记载几乎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聚集的人数动辄以万、十几万、几十万计。比如运河沿线的“江南徐、海、邳、宿，山东的郯（城）、兰（山）、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絻舟佣食者，累数十万”[60]；沿江西广信、南安到广东南雄、韶州，是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清朝政府指定闽、皖茶叶由粤海关出口，都是通过这条路运送的，“沿途船夫、挑夫藉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61]；与江西入粤路线大体平行的湘粤线上，据说也有待雇挑夫“数以十万计”[62]。在广东，还有一种“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者”，“约计数十万”[63]。在城市，“辇毂之下”的北京城，“聚数十万游食之徒”，他们“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64]。“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苏州城，“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完人”，还有“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号称“穷人之大养济院”[65]；湖北汉口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66]，也是游民聚集之所；浙江省会杭州，“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67]。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地当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宵小奸宄时潜伏于城隅”，“千百成群，暮聚晓散”的待募水手，出没于“附郭沿江”地带[68]，也称得上是穷人的“养济院”。广东佛山镇，“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其中“徒手就食者”占“什九也”[69]。人口密度不算很高的台湾府，嘉道之际的有游民25—57万[70]。如此等等，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些散处于村野聚落的“无业游民”，更是细小不胜枚举。据初步匡测，这样的人，在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当有千万之数。
以上只是就我们所知，对清代人口的从业状况和大体人口数作出的粗略匡估，有的归类可能不尽妥当，既有遗漏，也有交错重叠，还有像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一些少数民族等，因人数有限，略而未计。一般说来，我们都偏于按保守数字权估的。在清代，90%的人口从事农业，剩下的10%的非农业人口，其从业比例结构应是（包括家口）：牧民占8%，盐灶人户占10%，手艺工匠、矿工、船工等占15%，商人、小摊贩12%，地主、绅士（包括在任官员等）占20%，兵弁吏役10%，游民和各种待雇求食者20%，其它（如狩猎采集者、渔民等等）约为5%。由于清代各个时期的情况各有差异，所以列出的比例数也常会有高下变动。比如矿工，极盛时期和衰退时期的差别很大；又如游民求食者，前期较少，嘉道以后就越来越不可收拾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壮年男子外出打工求食，妻儿父母自留农村种地，而且他们也随时可能返还于农业。在相当时间里，这些离开农村或在其它行业作业的人，仍与农村和农业劳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连系，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晚期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我们作研究考察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仓促撰成此文，毛糙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同仁们多多予以匡正。
[1]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版，第143页。
[2]转引自刘铮等《人口统计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3]权按姜涛估测数为准，见《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4]“乾隆初西安巡抚崔纪强民凿井史料”，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5]同治《醴陵县志》卷一。
[6]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清史论丛》1996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版。
[7]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8]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128页。
[9]据一位外国人的报告，鸦片战争前夕，只停留在广州珠江水面上的蛋民船，就多达84000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第304页）。这些蛋民船主要从事水运捕捞等活动以船居为主，若平均每船以3口计，就有20余万口超过了军弁和政府公务人员的数量。
[10]光绪《栖霞县志》卷九，牟昌裕：“条陈时政疏”。
[11]《汉口竹枝词》。
[12]道光《厦门志》卷十五。
[13]道光《浮梁县志》卷八。
[14]黄建新、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道光《南海县志》卷八。
[16]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
[17]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
[18]胡琢：《濮镇纪闻》。
[19]乾隆《博山县志》卷二。[20]卢坤：《秦疆治略。》
[21]同治《淮南盐法志》“纪略”卷一，怡良：“江路梗阻片引不行未能依限造报奏销折”。
[2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3]《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六，乾隆九月十月壬子。
[24]蒋衡：《云蓼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2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无，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辰。
[26]《皇清奏议》卷三十二，鄂弥达：“请粤东开矿疏”。
[27]《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7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第766页。
[28]宣统编《昭觉县志》卷二。
[29]《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一，乾隆十三年三月。
[30]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
[3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
[33]《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谢占士：“海运提要序”。[34]参见萧国亮：“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35]《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3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中华书局，第4837页。
[37]刊于《清史论丛》1994年号，辽宁古籍出版社版。
[38]道光《歙县志》卷一。
[39]乾隆《平阳府志》卷二十九。[40]嘉庆《山西通志》卷四十六。
[41]乾隆《武安县志》卷十。
[42]道光《鄢陵县志》卷六。
[43]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二一。
[44]光绪《淮安府志》卷二。
[45]同治《黄县志》卷三。
[46]道光《泰和县志》卷九。
[47]道光《金溪县志》卷三。[48]光绪《嘉应州志》卷七。
[49]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市与市镇的发展》，1989年版。
[50]转引自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的城镇与城镇人口》。
[51]光绪《绥远县志》卷十五。
[52]《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七十四，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
[53]赵均彤：《西行日记》卷三。
[54]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华立“清中叶新疆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5]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一百二十九，傅恒：“清厘奉天流民以培风俗议”。
[5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八。
[57]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一百一十六。
[58]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59]参见王跃生《试论清代游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其中有的内容，笔者又作了适当补充。
[60]《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上。[61]同治《庐陵县志》，“艺文”，黄赞汤：“请预防失业民夫疏”。
[62]容阂：《西学渐东记》。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7790号，乾隆七年二月庆复奏。
[64]《皇清奏议》卷二十四，周祚显：“驱游惰以归本业疏”。
[65]银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页。
[66]《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晏斯盛：“请设社商疏”。
[67]康熙《钱塘县志》卷六。[68]乾隆《巴县志》卷二。
[69]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70]孔立：《清代台湾的游民阶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
(资料来源：《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