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 滋生人丁
“滋生人丁”是清代的一种特殊人丁，始见于《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条的记载：“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
这即是清代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的基本内容，其中叙述了制定该措施的直接原因以及“滋生人丁”的有关规定，不过当时仅作为给与大学士、九卿等官员的一般谕旨，没有公布于众付诸实行。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康熙皇帝以“恩诏”的形式，向全国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
“嗣后直隶各省地方官遇编审之期，察出增益人丁，只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1]
“滋生人丁”由此产生。这一年，清代的人丁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了“滋生人丁”一项的记载。[2]
根据康熙五十二年诏令，“滋生人丁”永远不向封建国家交纳丁银。在封建社会中，所有具备成丁年龄的人，除享有封建特权的阶层，如官、儒、僧、道而外，一般都要承担一定数量的丁赋，成丁而又免纳丁赋，这正是“滋生人丁”不同于其它人丁的特殊之处。
那么，“滋生人丁”都包括那些人呢。
若据康熙五十一年的谕旨及五十二年的诏令，康熙五十年以后长成的人丁是“滋生人丁”。
然而，清代各地派征赋役的方法不尽相同。“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3]丁役派征方法的差异，必然导致“滋生人丁”划分标准的不同。在“丁随丁派”的地区，康熙五十年后新长*丁可以作为“滋生人丁”，免纳丁银；但在“丁随地派”的地区，丁银按地亩、税粮派征，并非按实际存在的人丁征收，人丁与派征丁银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康熙五十年以前的人丁与其后长成的人丁，在是否交纳丁银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情况下，“滋生人丁”不能以康熙五十年为界加以划分。
为此，康熙五十七年，经浙江巡抚朱轼建议，清政府规定：“照田、粮起丁之州县，……将烟户内已或丁者，尽行查出，造入滋生册内。”[4]
这样，“丁随地派”地区的“滋生人丁”包括了所有的见在活丁，而不仅限于康熙五十年以后新长成的人丁。
“滋生人丁”也包括部分的“女口”。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妇女，自清初以来与男丁同列征册，每年有“盐钞银”的征项，康熙五十二年的诏令同样适用于她们，“盐钞银”只照康熙五十年女口额数派征，其后长成之女口，编审时记于“滋生”项下。如江西靖安县，康熙五十五年到乾隆十一年，共增出“滋生人丁54丁，妇女80口。”[5]广东的《阳春县志》载：“乾隆元年届编审，增盛世滋生人丁218丁，食盐课口26口。乾隆六年届编审，增盛世滋生人丁211丁，食盐课136口。”[6]
由于“滋生人丁”是在赋役改革中出现的，与清代丁银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滋生人丁”的存在区域和范围有一定局限，受清代赋役制度的制约。
满、蒙、汉八旗和外藩蒙古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内地的一套经济体制和壮丁编审方法；土司管辖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落后，未实行内地的赋役制度，康熙五十二年诏令的实措范围，不包括上述地区。
就是一些已经改土归流的州县，因为经济发展缓慢，也同样未能推行人丁编审及丁银制度。贵州的永丰州，乾隆初年改土归流，但“田亩丁银俱系按亭征解，并未分注，统贯于五十两额粮之内，人丁畸零，实难编造，免其编审。”[7]这样的州县非为少数。广西“桂林府属之永宁、太平府属之养利、永康、宁明，庆远府属之东兰，泗城府属之凌云、西隆、南林，镇安府属之天保、归顺、奉议各州县系以土改流，例不编丁。”[8]雍正十一年，云南“缅宁地方改土归流，停其编审。”[9]四川“酉阳州所属秀山县新经改土”，乾隆元年届当编审，“暂停编造。”[10]
“滋生人丁”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滋生人丁”的存在还始终受着封建统治者政策的制约。为减少赋税损失，清政府不断地用各种理由限制各地“滋生人丁”的数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推行的区域和范围也进一步缩小。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清政府定立了新增人丁抵补病老死衰人丁、确保康熙五十年丁额的办法。
“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除向系照粮照地派征丁银外，至于按人派丁者，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新增之丁抵补开除之缺，傥有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查明亲支，新增之丁多者抵补，若亲支抵补不足并无亲支抵补者，即推查于同里同图之中粮多者顶补，余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庶于康熙五十年丁册之原额毫无亏缺，与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诏款相符。”[11]
由此，在“丁随地派”的地区，“滋生人丁”与新长*丁之间不能划等号，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补足康熙五十年丁额之后剩余的新长*丁才可作为“滋生人丁”，不交纳丁银。如河南，康熙五十年全省有人丁1，781，505丁，“康熙五十五年编审，将新增人丁补足1，781，505丁之额外，共盛世滋生户口人丁50，365丁。”[12]
事实上，造成康熙五十年丁额空缺的原因，并不仅限于人丁的自然衰亡，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时常导致人丁的死亡和流徙。在这种情况下，缺额人丁同样要由新长*丁抵补，如果缺额过多，一届编审抵补不足，则下届编审继续抵补，直至足额为止。康熙五十七年，甘肃发生强烈地震，大批房屋倒塌，压死压伤人丁多达7，367丁，占康熙五十年丁额的六分之一强。灾后，清政府令该省以历届审出的新增顶补地震压伤丁。至乾隆元年，共抵补过281丁，倘缺7，086丁。[13]可以说，甘肃自康熙五十七年以后已基本不存在“滋生人丁”了。
有相当数量的地区，新长*丁抵补的不是康熙五十年丁额，而是所谓的“原额”，即万历年间的人丁数额。这些地区一般受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较大，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丁损失严重，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康熙五十年的在册人丁仍未达到明万历朝的数额。清政府责令七补足“原额”之后，再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这方面，广东省的情况比较典型。
广东清初实行过严厉的“海禁”，“沿海民人田地多有迁徙逃缺”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各届编审。共报逃缺丁口73，417丁口4分8厘。[14]户部以逃缺过多，令将“未复丁口，嗣后有递年垦复丁口及遇编审增溢人丁，俱照例编征，以符原额，俟原额补足之日，应遵恩诏免其派征。”所以，广东以一开始就没有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新增人丁继续派征丁银。后来，只是由于广东人民和士绅的强烈反对及地方官吏的抵触，编审补丁难以进行下去，清政府才于乾隆元年，将广东“逃缺未复丁口共71，627丁口零，免其将新增复人丁编征补额，所有察出增溢人丁，悉行造入盛世滋生册内具题。”[15]浙江常山县顶补“原额”人丁的做法与广东略有不同。该县有“原额”人丁7，388丁口，市丁1，184丁口，乡丁6，204丁口，康熙五十年，全县共有，796丁口，缺额1，592丁口。该县每届编审，以新增乡丁抵补缺额，新增市丁作为“滋生人丁”上报。康熙五十五年，“增乡丁二十有三，补从前缺额，新增市丁十八丁，入滋生册内。”[16]
东北地区的情况也很特殊，这里几乎也不存在“滋生人丁”。
东北是清朝的所谓“龙兴”之地，长时期内禁止内地人民徙入生活，造成经济发展的极度落后。为加速该地区的发展，清政府规定，凡于康熙五十二年颁布诏令后新建置的州县，一律不准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新长*丁继续交纳丁赋。例如，复州、永吉、宁海三州县，分别建于雍正四年、五年和十二年，系属新设，审出新增人丁“照例征粮。”[17]至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在吉林的人丁编征问题上，仍坚持这一决定。“吉林理事同知原系永吉州改设，永吉州又系雍正五年设立，本系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后添设，该同知所管民人原系自外新来，并非土著滋生户口，应令将军嗣后滋生人丁编审时，顶补年老病故人丁外，有多增者照例征粮。”[18]
与此相连，清政府对出关的人们也做了特别规定。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奉天府尹董宏奏请，“奉天地方与别省不同，每年有回籍人，有安插徙民但今未遇编审之年，此二项人民应否起科征粮之处，应请部示。”户部回复，“前项回籍及徙民与恩诏内开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者不同，应令该府尹照例起科征粮可也。”[19]出关谋活及返居本籍的人们，都不能成为“滋生人丁”。当然，这个命令的实行范围，并非限于东北的奉天一府。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往往导致清政府取消某些地区的“滋生人丁”。
陕西、甘肃两省，雍正五年“摊丁入地”，以粮载丁，“将通省之丁银，摊入通省之地粮，”本色税粮一石，折银一两，载丁银一钱五分。民地，粮轻丁重，赋税由此减轻，但屯地、更名地，粮重丁轻，赋税有增无减，陕西增二万五千余两，甘肃增九千余两，苦累不堪。地方官吏不断奏请豁除屯更地增加丁银。[20]对此，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批示：
“朕闻甘省以粮载丁，从前办理未善，致多偏枯，见有民户丁银摊入屯户者九千二百二十五两，屯户输纳惟艰，今应酌筹变通之法，著将此多摊九千余两暂为豁除，俟下届编审之时，将平庆临巩四府及秦阶二州所属各州县新编人丁应完丁银，均摊入民地粮内，渐次补额，即分作二、三次编审，逐渐补足亦可，务令徐徐增补，以纾民力，俟补足以后，即行停止，永不加赋”。[21]
同年，户部复准陕西，
“应援照前奉恩旨，豁除甘省屯户均载丁粮之例，将陕省屯户原摊丁银一并暂行豁除，俟下届编审时，将通省新增人丁渐次补足，即行停止，永不加赋。”[22]此后，陕西、甘肃两省编审出新增人丁，派征丁银，以抵补豁除的屯更丁银。陕西洛南县，乾隆元年、六年两届编审，“新增丁48丁，征银九两六钱，抵补屯更丁银。”[23]
乾隆十一年，清政府又令“屯更丁银分六次摊征。”[24]
这样，陕西在乾隆元年以后，也几乎没有“滋生人丁”了。
从上可知，尽管清政府康熙五十二年宣布，将康熙五十年人丁数作为常额，其后新长*丁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实际上，却又不断地附加许多条件，使得能够推行这一措施的地区，能够成为“滋生人丁”的人，在数量上受到极大的限制。很明显，清统治者企图以此来延缓部分地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的实行，推迟纳赋人丁数额固定的时间，继续增收丁银，从而弥补赋税损失。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前，全国相当多地区的丁税总数已经固定化或趋于固定，清政府颁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自明末以来就日益严重的丁银编征矛盾至清代更加激化，为完解赋税，缓和矛盾，地方政府普遍地采用了少报增人丁的方法，如湖北孝感县，“顺治十四年，新增人丁1，109丁，康熙十一年，额外新增人丁36丁，二十一年，额外新增人丁15丁，二十五年，额外新增人丁9丁，三十年，额外新增人丁5丁。”[25]山东蒲台县，康熙十六年增丁1，292丁，二十五年增205丁，三十年增163丁，三十五年增90丁，四十五年增5丁，五十年增3丁。[26]这种情况康熙皇帝也看到了，“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六、七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27]这类地区在册人丁的增长率渐年降低，趋近于零，应征丁银的数量，康熙五十年以前已经逐渐地自然地固定下来了。
有许多地方，自清代人丁编审之初，即将人丁的数量固定，历届编审相沿不变。浙江石门县，“顺治五年编审，户口凡66，447丁口，康熙二十年，实在人丁66，447丁口，”康熙五十年仍维持此数。[28]湖南茶陵州，原额人丁8，295名，“康熙五十年，实在人丁8，295丁。”[29]
这里，应征丁银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固定的常值。
更有一些县，在明末清初之时，就将丁银派入地亩或税粮内征收了。广东钦州，“原额田1，048顷82亩零，原额丁4，237丁5分，历系每田十亩征丁四分有奇，约二十五亩零而派一丁。”[30]广西贵县，“原额户口9，144户，该人丁11，788丁3分3厘，除荒外，实尚存户口3，828户，该人丁5，834丁5分6厘8毫2丝，丁从米起也。”[31]河南太康、汝阳、正阳、新蔡、信阳、罗山、许州、郾城、光州、光山、息县、商城等十二州县也是“按地收丁”。[32]
自然，照田、粮起丁州县的在册纳赋人丁数量是不变的，应征丁银的总数也是不变的。
所以，就“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本身所起的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作用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康熙五十二年以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丁税已经固定不变或趋于稳定，而那些康熙五十二年以后才将丁银总数固定下来，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的地区，却又由于清政府的种种限制大大减少，即使如此，在新增人丁抵补缺额的过程中，“吏胥从中受贿作奸，卖富差贫”，最终又都将补丁的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因而，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措施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
故此更可说明，“滋生人丁”并非出于某些人的恩赐，它乃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所必不可免地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