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考古:黄帝合符地在河北釜山?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可道,非常道。”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说:“错了。应该读成‘道可,道非,常道。’”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应坚持是非分明。
因为坚持是非分明,他与当地政府诉讼不断。2003年10月,他遭遇一场意外的牢狱之灾。
出狱后,孙大午退出大午集团的管理工作,投身于釜山文化研究,与当地政府处得看似“和风细雨”,在有大官出现的场合,依旧会对官员心怀怯意:“他们一句话就可以让我进去。”
似乎无法求证的考证
10月14日,孙大午的助理马英华奉命到北京接参会专家、媒体记者、孙大午的学界友人,前往河北徐水大午城参加孙大午召集的文化论坛。
途中,北京大学的两名考古学家,手里拿着一沓事前准备好的手稿,谈起会上将探讨的主题:考证“黄帝合符”的地点是否在河北釜山。
“合符釜山”源自《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曾“合符釜山”。“合符”是一项合盟信物制度,在文字发明之前常用于重大政治、行政、庆典、军事等活动。“釜山”是黄帝与各部族代表合符之地,即统一符契、共同结盟的地方。黄帝合符釜山,意味着,华夏民族大小部落联合于黄帝麾下,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听到讨论,坐在前座的《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吴思转过头,问道:“我想知道,在《史记》之前,对‘釜山’的记载还有哪些可靠的文献?”
北大专家说:最早的应是甲骨文。黄帝合符的地点有很多地方,比如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都有提出过,但因为年代久远,很难确定。唯一能证明的途径就是: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吴思得到的回答,并不能证明什么。
其实,参会的专家,对此次研讨会,出发伊始,就没有怀揣着一定能论证出重大结果的希望。去徐水,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冲着孙大午。与会者中,很多是孙大午2003年“入狱事件”时结识的朋友。如果不是以孙大午的名义召集,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拨冗”参加。
助理马英华说:“孙先生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见见过去的老朋友,结识些新朋友。媒体是孙先生的恩人,他一直很感激!”当年,孙大午能得以释放,与媒体的大量报道密不可分。
出狱之后
入狱事件过去六年,孙大午现在做梦不会再梦见狱中的场景。不过,和官员在一起时,他的感受还是不同,“看着眼前的大人物,觉得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抓了,觉得自己太渺小,就像一棵小草,确确实实很渺小。”
当年,孙大午是被诱捕的。被抓那天,孙大午在大午城内接到一个电话,称新任县委书记要在某宾馆见他。他拿着各种文件,兴冲冲驱车前往,准备和新任书记谈谈未来的工作思路。想不到,转身就变成了阶下囚,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3年,孙大午选择向农民借款,缘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向银行申请贷款难。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
迫于无奈,咨询律师后,孙大午向公司职工和附近农户借款。然而,这种被法学界视为合法的“民间借贷”的行为被冠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3年5月,孙大午被关押。
随后,他的两个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总经理孙德华(又名孙二午)也被抓,孙大午妻子刘慧茹逃亡。
群龙无首,企业生产遭受重创。当时,媒体大力支持,甚至视孙大午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为其鼓呼。因为入狱前,他曾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
入狱事件让孙大午感悟颇深。被判缓刑出狱后,孙大午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保证企业在没他的状态下保持良性运行;私营企业的产权如何才能更好传承,避免儿孙败家,保持“长治久安”。
效仿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孙大午创立“私企立宪制”:将企业股权、经营权、决策权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节制。这一变革曾引起很多争议,孙大午坚持践行至今。
这是孙大午出狱后,为企业做的最大一次变革。
“私企立宪制”推行三年后,孙大午退居二线,身份是大午集团监事长,很少再过问企业的具体事务,而是由弟弟和儿子打理,他以企业的精神领袖形象存在着,培养接班人。
此时,与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剑拔弩张”,变得“和风细雨”。曾多次起诉过工商、税务部门的孙大午,在出狱后再没有和政府部门发生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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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撞”权威
10月14日下午,与会专家抵达河北徐水,孙大午站在大午庄园的温泉城门口候着。身穿笔挺的西服,打着红黑相间的领带,一一握手、点头示意迎接来自北京的专家和媒体记者。
大午庄园内,红色条幅迎风飘舞,人头涌动,乐曲声声,像过节。工作人员带着各自分管的客人,有条不紊地到大厅领取会议材料和房间钥匙,材料中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风雨孙大午》,一本是《炎黄之始釜山考》——后者是孙大午近年带领团队出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出版,也引起徐水县政府对釜山文化的重新关注。
当晚九点,河北省政协新闻处、徐水县宣传部负责人召集参会记者召开新闻通气会。徐水县宣传部长正谈着,孙大午走进来,坐在门口,没有出声。看见在座记者的反应,宣传部长转头发现大孙午,立刻起身招呼他到中间就座,讲两句。
孙大午没有落座:“我还是站着说吧,站着说,表示对大家的尊重!”
孙大午直接切入主题,谈此次论坛的初衷,和请专家的不易,讲他去北京请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参会的故事。
张忠培向来不喜欢参加各种活动,在圈内是有名的难请。孙大午却想请张忠培参会,“鉴定”他三年多来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活动。
到北京,通过一名司长的引荐,孙大午到张忠培家里拜访。听明来意,张忠培不愿看孙大午事前准备的厚厚一摞文字和影像材料,他认为黄帝“合符釜山”的釜山很难有定论,河南有灵宝“釜山”,山西有高平“釜山”,争论很多,都请他,但很少有真的。他不信,也不愿参加这类会。他直言,要不是有人引荐,见都不会见孙大午。
闻听此言,孙大午的倔劲上来,和张忠培当场争执、顶撞起来,说出“狠话”:“张先生,你不去怎么知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去看一看?你在上面有尊严,我在下面有底气!”孙大午眼睛直直地盯着张忠培,一点都不退让。气氛顿时凝固起来。持续了二十多秒之久,见状,张忠培缓和说:“我没有尊严,你也别有底气,我跟你是平等的行不行……大午,我们是朋友。”
孙大午话低气势不低:“那你还要看我够不够资格做你朋友!”看见孙大午的倔劲,张忠培说了三个字:“我去了。”
末了,张忠培还对孙大午说:“你现在的倔劲像我年轻的时候。”
10月15日,黄河—釜山研讨会召开。
孙大午发言说,他退到大午集团监事长的位置后,有空到全国各地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回来对家乡徐水釜山的文化产生兴趣,有了当下的一点成果。在他看来,这项文化事业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不是他个人的。他说,做此事,不为名,不为利。“有什么问题,希望能直接提出来,供我们以后去研究,去发掘。”
随后,放映关于釜山科考的专题片。专题片制作精良,特别请央视专业播音员配音,听上去、看上去都像是央视纪录片,很有说服力。
放映完毕,白发苍苍的与会专家一一发言。没有人说出肯定的结论。
孙大午在会场上走动着,默默地听着。午餐时,会议组织方说,本不打算发言的张忠培,看了影像资料后决定要讲一讲。
这是孙大午最为期待的一幕。
下午,张忠培果然率先发言。然而,他没有对此次论证的黄帝合符地点进行评述,而是讲了三点:“信念、理念、追求”。对孙大午追求传统文化的信念表示赞扬。讲完,张忠培以有事提前辞别论坛。坐在对面的孙大午忙起身,以礼相送。
会后,私下有媒体记者议论:“其实,张忠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具体表态。”
孙大午显然也很失望,他说:“他不敢评论本身就是受一种身份的局限性,当一个人被名所累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让人可尊重的。在真理面前没有尊卑。”
微妙的关系
会议上,孙大午和徐水县现任官员的关系,看上去很“和谐”。除专家和媒体记者,孙大午还请来徐水县最高级别的官员。
会议召开前,徐水县县委书记专程前往,县委宣传部部长全天在场负责媒体接待等会务工作。
对于孙大午的“考古”,徐水县委宣传部很兴奋。他说这是徐水的一件盛事,很少活动能一次请到中央、省、市等级别的这么多媒体聚到一起。因为一些渊源,河北省政协新闻处处长也亲自到场帮忙。
会议当天,两位宣传干部忙前忙后。酒席上,孙大午不在场,一干部举杯“戏言”:“来,来,举杯,我们都是为大午打工的。”
遭遇2003年的牢狱之灾,孙大午明白,和当地各级官员处好关系,企业才能良性循环。如今,他不再和当地政府叫板。
官员是不是给他“打工”,孙大午心里很清楚。论坛召开前,当地政府一直很关注,宣传部门转告孙大午,希望媒体多报道釜山文化论坛,不要报道釜山破坏等问题,要把握好度。孙大午笑了:“破坏是以前破坏的,又不是现在破坏的。”
第二天,10月15日,组织与会人员登釜山考察。孙大午在办公室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有人说起前一天晚上的一件敏感的“小事”。
媒体记者签到时,徐水县一名官员看见大午集团给北京媒体记者的会议资料里多放了一本书:《风雨孙大午》,变得紧张起来,立刻找人询问。此书是孙大午的助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马英华所着,是一本记录孙大午的日常言行、格言警句、事迹的人物传记,其中也有对2003年孙大午被抓入狱时的一些详细记录。
当时,负责此事的一名官员已进到大午温泉城里泡温泉,因为此事,被河北省政协新闻处负责人喊出来,询问很久。后来,又询问大午集团的工作人员,反复叮嘱要把握好报道尺度。现场有工作人员“聪明地”解释说:“这是记者们要的,不是送的。”并辩解说,这又不是非法出版物。
听说此事,孙大午疑惑不解,立刻拿起手机要追问宣传部长。助理在旁边劝说,你不如先核实下,委婉点。孙大午不理,接通电话,听见对方正在釜山顶带专家考察,他才没好追问。
不一会儿,孙大午因协调车辆又联系宣传部长。说完事,他终于按捺不住,边打电话边起身,踱进办公室的套间“委婉”地问道:“部长,昨天给市以上的媒体记者送了本书,你知道‘他们’有什么意见吗?”对方立刻“心领神会”,解释说,是他问的,没有什么事。
孙大午说:“行,没事就行。这书是合法出版物,也是花钱买的,组织部长之前还说要呢。”放下电话,孙大午说,他要讲理,明是非。只要讲道理,他不怕当官的。
旁边的助理马英华笑着说:“他就是太直,什么事情都搁不进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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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官症”
六年过去,曾经的“怒目金刚”,如今变得愈加平和。孙大午说,研究考古项目现在大概占去他三分之二的时间。
如今,徐水县政府对大午集团更加关照。2008年9月,在徐水县政府支持下,孙大午牵头成立徐水釜山文化研究会,担任会长,研究“黄帝合符”,追寻炎黄子孙的起源。大午集团投资200多万,并将研究成果编辑出书。见到成果,徐水县划拨20多万研究经费,将之前被破坏的釜山保护起来。当然,这只是徐水县政府支持“大午集团”中的一项。
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后,关系看上去日益“亲密”,并没有什么疙瘩。然而,实际上,孙大午始终很清醒,在他内心深处,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和官员平等过。“即使人家和我称兄道弟,我心里也很清醒,这种意识,这种官民差别是很大。这是永远的!”
孙大午解释说:“也就是说,富贵富贵,有钱可以富,但是你不可能贵。”
中国有句古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经历过牢狱之灾,孙大午对这两句话感触更深:“我觉得他们之间是矛盾的。但这两者我都选择了。以前,我是冲锋在前的战士,但死得太快太早。有些事情不能着急,太着急了不行,需要有个缓慢的发展期。我觉得,现在我们社会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就很好。”
不过,遭遇牢狱之灾六年后,淡然退身企业管理、改做考古的孙大午,依旧在用力分清是非。他常说:“做事不虚不假,做人不欺不骗;不得一时之私,不取一时之财。”
从企业管理中退身,孙大午依旧“凡事较真”。会后,记者们找孙大午聊天。孙大午问曾发文讨论过“黄帝合符”的《光明日报》记者袁祥说,这次能否再报道一篇?袁祥不客气地给孙大午“泼冷水”,他说,这次讨论,专家组都没有人发表肯定意见,他也认为“黄帝合符”的地点最终不会有明确结论,这项研究不会有具体结果。
当场,孙大午便和袁祥争论起来。孙大午坚持认为,“黄帝合符”的釜山一定是在徐水。两人争论不休,旁边的人会意地笑着,看着孙大午发自内心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