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药集团最年轻总裁被查 上实系重组新上药落幕
上海滩老牌国企近日大地震。
上任仅一年多的上药集团总裁吴建文被“双规”并进入批捕程序。这位年仅41岁的高学历明星总裁于2008年年底获任上药集团总裁一职,却在2009年新上药大重组时,“意外”地未能进入上市公司任职,随后在今年7月被双规,彻底跌出上药集团。
短短20个月,吴建文经历了急升到“双规”之变,背后所牵扯的,也许远不止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吴建文的经济问题也绝非个案。
明星总裁落马
“年轻有为”是上药集团内部对正当壮年的吴建文的评价。吴建文东窗事发于半年前,主要问题是担任抗生素事业部总裁期间,在选择医药代理商的过程中收受商业贿赂,并在新上药重组审计时暴露。收到举报后,上海市国资委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并于7月对其进行“双规”。上海市国资委向时代周报记者证实了此事。
“2008年新上药重组时,吴建文的名字仍出现在重组小组核心成员名单中。但吴最终并未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是因为在重组时,吴的经济问题已暴露,在接受调查。”上药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上海医药董事会办公室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但也有人称,人事纠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有人并不想让吴建文进入上市公司。谁举报了吴建文至今也不得而知。
新的上海医药是由原上海医药、上实医药和中西药业“三合一”而来。上海医药作为新上药重组后的载体,已成为上药集团人事博弈的风向标。
重组前,代表上药集团重组方的上实医药的董事长吕明方已接任上药集团董事长。吕是资本运作高手,参与上药大重组,亦是受国资委之托。
自2008年12月4日原总裁钱琎卸任后,集团原副总裁、抗生素事业部总裁吴建文履新总裁一职。而实际上,自2008年7月份上实集团重组上药集团以来,上药集团原高层渐渐被架空。
最早进入上药集团的除吕明方外,还有其手下,上实集团副总裁杨锡生。两人均为重组小组成员,吕明方担任组长要职。他们进驻后便逐步参与到上药集团一系列核心工作中。
上实系出身的吕明方主导完成新上药重组,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董秘等要职均由原“上实系”的人掌舵,就连董事会办公室的部分工作人员亦来自原上实。
吴建文进入上药集团近20年,是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层,一直以业务精干出名。其落马后总裁一职由原常务副总裁张家林接替。与业务型的吴建文不同,张家林此前主要从事党务工作。
成败全系“抗生素”
现年41岁的吴建文,自1991年加入上药集团,至今已近20年。吴建文曾先后任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新亚药业”)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新亚药业、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新先锋药业”)总经理、上海医药集团副总裁、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2008年底升任上药集团总裁。
“吴建文业务能力强,加之其专业背景和高学历使吴一路跃升。”吴建文的同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吴在集团内一直备受重用。
作为吴建文攻读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时的博士生导师,苏东水至今仍记得这位优秀的学生:“吴建文是事业型的人,他好奇心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苏东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的见解十分独到,”还经常参与学校和社会公共事业。
吴建文在上药集团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抗生素事业部。
抗生素事业部是在2002年华源集团入主上药后,集团归并内部同类资产,以新亚药业和新先锋药业为核心企业逐步采用跨国公司事业部制的管理模式,取代了原有层层叠叠的母子公司关系。抗生素事业部是上药集团最为难带的部门,在上药集团的内部刊物上,吴建文也曾发文流露自己“由衷地感到压力”。
“但在吴建文的带领下,抗生素事业部与上药集团旗下的原料药、处方药以及中药与OTC三个事业部共同形成了上药集团的4大核心主业。”原抗生素事业部旗下上海先锋药业总经办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2005年,为应对当时禽甲型H1N1流感疫情,上药集团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罗氏公司授权生产销售“达菲”,吴建文的抗生素事业部更是挑起了开创首批抗甲型H1N1流感药品奥尔菲的大梁。
正是这样一个战果颇丰的部门,却在新上药重组时,意外被抛弃,并未注入上市公司。吕明方的解释是“抗生素事业部暂未达到上市要求”。
“所谓的未达到上市要求,是指抗生素事业部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等调整完成后,会在年底前注入上市公司。”上海医药董事会办公室的内部人士同时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由于吴建文并未担任上市公司的任何职务,对上市公司并无影响。”
“先锋失足”灰幕
成也先锋,败也先锋。吴建文落马正是因为其在抗生素事业部期间因选择医药代理商收受商业贿赂所致。有媒体报道称,涉案金额为800万元。
进入2000年以来,企业选择采用“总包”的销售方式,以药品价格的20%低价,卖给一级分销商,以此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但同时也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吴建文收的这个钱属于商业回扣。”资深医药人士王维（化名）向时代周报记者说,“某一品种供小于求时,医药公司就会求着厂家,而先锋类抗生素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近40%,这就会产生所谓的回扣。”
“一般抗生素药品我们给医院的回扣为20%,但给药厂的钱则无固定回扣率。”王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即使知道吴建文涉案金额为800万元也无法推算出药量,“比如我现在要一盒药,成本是10元,我会给他送1000元,为的是以后拿药方便。”
“像上海医药这样的国企,是我们最头疼的。”王维称国企药厂与民营药厂的回扣给法并不同,“在国营药厂,领导都属于委派,企业中会存在很多流派。比如我去一药厂找A领导,我疏通他,A领导同意了;最后签字时还必须要有B领导签字才行,结果又要疏通B领导;可能还有C领导,D领导,疏通费用不断增加。”
如确实如此,那么吴建文受贿可能在上药集团并非孤例,而他收受贿赂的环节,可能也非单一单人行为。
曾与上药集团旗下上海华宇制药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黄小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药厂的人有时会主动问你要回扣,回扣率在15%—20%。”
(责任编辑：霍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