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观察:“闵行模式”不利于建立统一自由市场
招标作为重要的降价机制，现阶段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过度招标”却有失偏颇，它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还可能造成腐败和地方保护盛行，而企业则不堪重负，可能会导致个别企业牺牲质量保利润，或者因长期得不到合理利润用于创新而削弱持续的竞争力，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卷首语，谈的是国家的分合之道及天下的发展大势，国内医药市场似乎也是如此。从近期媒体对闵行模式的报道来看，笔者对中国药品市场“大分”趋势甚为担忧。
以“分合”来看，近年国内医药市场，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市场，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之前，天下一统阶段，由于尚未实行招标，全国市场大体上是自由市场，全国药企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到各省市销售产品。第二阶段：2001~2008年，是“诸侯强匪”割据并存阶段，全国开始实行招标，不仅省里招，各市、县还要招，矫枉过正的“过度招标”使得全国医药市场逐步被瓜分为成百上千个“子市场”、“孙市场”，药企为了进入“子市场”、“孙市场”，疲于奔命，参加各级地方招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弊病丛生，地方保护盛行，药企不堪重负。第三阶段：2009~2010年，是“诸侯割据”阶段，国家感知药企重负，规定药品招标只能以省为单位统一组织，其他市县不得二次招标，确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第四阶段：2010年，“诸侯”强盛阶段，从媒体舆论来看，政策大有退回第二阶段的趋势，具体发展如何，尚待观察。
本文不谈基层医疗机构组成的药品市场，基层医疗机构药品市场目前仅占全国市场总额的百分之十几，不管基层市场如何割据，割据得再厉害，暂时动摇不了大部分医药企业的根基。本文仅就当前媒体热议的“闵行模式”对医药市场分割的影响谈几点拙见。
闵行模式涉嫌“过度招标”
2009年1月17日，卫生部等部门发布《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立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非营利性的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所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全部参加药品集中采购。”据此，笔者认为，适度的招标就是省一级政府组织的招标，省级政府下属的任何招标行为都可视为“过度招标”。尽管新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可能将于近期颁布，但笔者估计不可能废除以省为单位的药品招标组织模式。
当然，闵行模式也有其先进性，如医院物流外包，医院与医药公司通过信息系统将药品供应链无缝链接、部分实现“医药分开”、结算及时等，都是进步。其模式是：在上海市中标药品目录基础上进行遴选，以实现“一药一品一规一配送”，从而使得大量本来已经中标的产品被排除在闵行市场之外，闵行区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无法采购，而入选的产品则必须通过二次降价或者提供额外“贡献”，而“贡献度”的大小是能否进入闵行的重要指标之一，闵行区作为上海市直属的行政区，它组织的招标就是在省一级政府组织的招标基础上进行的二次招标或者二次议价。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闵行模式涉嫌“过度招标”。
“过度招标”不利于建立统一的自由市场
我们看到，为了市场的统一，欧洲各国联合起来，自1989年至今，欧盟成员国从12个发展到27个，新老成员国之间的摩擦和紧张气氛逐渐减退，从这些方面都能窥见，欧盟正在崛起。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的工作岗位所遭受的影响要小于美国。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统一市场有利于企业发展。而国内为了经济发展，早先建立起泛珠三角经济区，随后又建立起泛长三角经济区等等，以此破除政府壁垒、政策壁垒，从而获取市场自由和经济快速发展。为了消除壁垒，几十个国家、数个省市都在寻求市场统一，作为本来就是统一的省级医药市场，为什么还要人为地树立壁垒，进一步分割细化呢？
除了分割市场之外，闵行模式还有一些弊端及缺陷：
1.“贡献度”指标的设立，除了加重企业负担，还使得没有“贡献”、价格较低的药品或质优价廉药品被闵行排除在外，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2.闵行模式没有撼动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弊端，对公立医院改革的贡献极其有限，政府介入的收支分离也不利于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
3.医院选择配送商属于市场行为，政府不得干涉，如果政府深度介入，恐将带来类似一些地方在基本药物招标中曾经出现的因政府干预过多而招致一些商业公司反对的不良后果。
4.没有改变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程序。药品被闵行遴选进入其采购平台之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医院让医生开处方，药企同样要过关斩将，层层公关，经过医院药事委员会或者特批进药进入医院，然后通过影响医生，让医生开处方。
5.许多中标药品如想进入闵行，同样需要公关。笔者很难想象，如果全国推行闵行模式，面对如此市场壁垒，为了拿下市场，被逼无奈的药企、商业流通公司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关手段，将给相关部门带来怎样的执政考验。
新医改的目的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除了医疗体制、医保付费改革之外，药品价格的持续有序调整也是重要的措施，招标作为重要的降价机制，现阶段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过度招标”却有失偏颇，它破坏正常市场秩序，还可能造成腐败和地方保护盛行，而企业则不堪重负，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牺牲质量保利润，或者长期得不到合理利润用于创新，削弱药企的持续竞争力，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损失的是中国医药业的长期发展后劲。因此，医药工业的稳步发展和医药创新机制的持续提升，是医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做后盾。
（科伦药业董事长助理刘泽君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魏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