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PDF]
中文名: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 PDF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号: 9787301150849
发行时间: 2009年04月01日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内容简介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以五四人物为经，以现代中国为纬，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与诸多方面，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来透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构成了一幅立体的五四运动的全景图。书中精选了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为四组：“为人师表”、“横空出世”、“内外交困”、“众声喧哗”，采用历史照片与史料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那不同凡响的“关键时刻”，显示出编著者对历史匠心独运的架构。
编辑推荐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主编陈平原先生曾带领作者沿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路线，用将近5小时走遍全程，以历史照片比较或补充当时的情景。这正说明了全书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考掘历史人物和精彩细节来理解百年中国，帮助读者重返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和强烈的现场感，不失为一部脉络清晰、具有张力的关于百四的著作。
本书精选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成四组：“为人师表”、“横空出世”、“内外交困”、“众声喧哗”，从一个个鲜活的五四历史人物，透视了五四时期的历史与社会。
在20世纪的中国，五四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老百姓耳熟能详，学界更是了如指掌。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确实称得上“车载斗量”。八十年来，当事人、反对者、先驱、后学，无不激扬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抵牾的图景，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至于一般读者，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有个大致的lr解。
干是，我选择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因为，与“成一家之言”的专家著述不同，辞书讲究准确、简要、平实。谁都知道，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纷纭复杂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点折扣。
以下抄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五四运动这一词条，然后略做补充、辨析。文中*号为笔者所加，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
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般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1919年1月，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独自支配全中国。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成游行，召开宣传大会，并实行抵制日货。6月3-4日，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摸逮捕、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学生被捕。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以声援学生和工人，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
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取缔娼妓；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关于五四运动，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注再思想启蒙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五四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论述的时间跨度，大约是1917-1921年；表彰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但不论哪一种，都不会只讲“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会”。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
“二十一条”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而向袁世凯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片襞，要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两天后，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商议”外，皋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而不是是否答应“禾禾一条”。另外，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同时”一说，令人误会1919年的中国，仍由袁执政。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总理为钱能训，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
“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的不是“罢课”，而是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山于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方才有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同时通电全国并上书大总统。而“上大总统书”上签字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学生。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牛，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则是6月10日。不过，三位亲日派，并非如文中所说都是“内阁总长”——曹时任交通总长，章乃驻日公使，陆则是币制局总裁。
罢免亲日派曹、章、陆后，北洋政府仍然准备对列强屈服：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23日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因国内压力日益增大，徐世昌总统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签字。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政府的电报6月28日夜里才送达，而和约则定在当天上午签字。据陆徵祥、顾维钧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的拒绝签字纯属“自作主张”。另据《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大同小异的报道，28日那一天，众多旅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专使寓所，“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
《晨报》1919年7月5日发表《我国拒绝签字之经过》，介绍7月3几晚收到的陆徵祥等6月28日所发电文，至此，国人对于拒签经过方才有比较详细的了解。陆等称“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竞不稍顾我国几微体面，曷胜愤慨”，“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作为和谈代表，未能尽职，只好辞职并准备接受惩戒。7月11日《晨报》刊出《政府训电专使之内容》：“某方面消息云，政府前日(9日)电巴黎专使转各国云：中国之不签字，系国民反对甚烈，政府愿全民意，是以拒绝签字。惟中国极希望予得满意之妥协后，当即行补签。望和会延长期限，俾得从容讨论云云。”不难想象，此则被公开曝光的“训令”，激起了极大的公愤。5月15日《晨报》义发《政府对外态度之近讯》，称国际上确有要求中国政府“补签”的臣大压力，日本舆论表现得尤其露骨，“惟政府方面对于训令补签之说，仍极力否认；据云，政府本无签字之成心”——如果说前者真假难辨，后者则是公开撒谎。
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1-4号，加上临时增刊1号，刊行于1919年7-8月)，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儒家学说”，二者并不完全对等。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的，远不只胡适一派；而胡适之接受西学，也不局限于“实用主义”。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可以派上很大用场；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从终极目标到理论武器，均与“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此乃50年代全国上下批胡适留下的后遗症。
这里仅就史实考辨而言；至于意识形态与解释框架如何制约着五四运动的意义阐发，牵涉的问题更多，暂不涉及。
其实，以上所述，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意味，也谈不上什么“独创性”。之所以选择具有权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目的只是说明一点：纪念了几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为大众与学界所了解。
那么，五四运动到底是如何展开，又如何被后世纪念与诠释的呢？
……
五四运动无疑是全国性的，但为了集中笔墨，本书对于人物的选择，学生限于当时在京的活跃分子，政治人物方才略有变通，取其社会影响与类型特征。
全书以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头，以其时虽尚未到北大兼课但已是《新青年》中坚的鲁迅先生结尾，既是体例所需，也顿具象征意味。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杂志对于五四学潮的酝酿与推动，其巨大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该低估。至于“在读书与救国”之间徘徊以及走出铁屋“呐喊”，更可看做是一种政治寓言，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
陈平原
1999年3月4日于京北西三旗
后记
十年前，撰写《“触摸历史”之后》时(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老北大的故事》)，火气很大，因那时正遭受“无妄之灾”。好在风波很快就荡散开去，焦点一转移，书没事，而且获奖(广东省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2001)，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自家有病自家知，文章中有一段话，属于自我批评，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必须认真面对：“应该说，此书大致实现了我原先的设想，比如说，回到现场、触摸历史、宏大叙事与小品笔调结合、图像与文字互相阐发等。但作为作者，毕竟有自知之明，因时间太紧，未能仔细琢磨，留下不少遗憾。在整体构想上用力较多，而具体章节则颇有不尽如人意者。另外，个别错字，令人难堪，如关于罗章龙那一节，‘亢慕义斋’竞被改成了‘康慕义斋’，这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至于学术上最大的遗憾，则是图文之间的巨大张力，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如果只是追求‘图文并茂’，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我的愿望是由图文的对峙与互补，引发出更大的思维与阐释空间，这一意图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相对来说，‘总说’部分好些，具体人物部分，大都变成了点缀性质的‘插图’。关于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我一直很在意，可就是没能找到很好的理论框架与操作方法。”另外，原书第68页左下角那张注明陈独秀的照片有误，还有刘崇佑的图像资料不太理想以及非常重要的作者之一赵爽姓名的遗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此次北大版的制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修补。
毕竟是十年前的著作，而且成于众人之手，无法做大规模的修整，会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五四”这个话题，常说常新。包括我本人，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挥。
本书的八位作者均出身北大，仅以此微薄的小书，献给为母校带来无限光荣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陈平原
2009年4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在旁观者看来，蔡元培的一生，可备称述的事件不少：少为才子，以怪八股科试联捷，成进士，点翰林；戊戌事变后，在上海加盟光复会、同盟会，成为双料革命党，名列“民国四老”；作为民国第一位教育总长，他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中国第一个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长……但所有这一切，若比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辉煌来，似乎陡然显得暗淡无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干40年代即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换言之，正因为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成就非同寻常，对于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才使得他其他方面的工作变得微不足道。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梁氏依然持此论，不过在论及蔡元培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时，更说出了这样有些骇人听闻的断言：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如此将蔡元培与“新中国”直接挂起钩来，多少给人以共和国的缔造者的印象，结论自然突兀，但其中的蔡元培～北大一五四运动三者关系论断，却大致可信。较为准确的描述，还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珩的话：发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吊吾师蔡孑民》)。
不管怎么说，谈论五四绕不开北大，谈论北大又绕不开蔡元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蔡元培与五四千丝万缕的关系。
蔡元培于民国五年冬到了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正式走马上任。此时的北京大学，虽然早已由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但本质并无什么改变，学校像个衙门，教师中有些本来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学生中也不乏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独对读书无兴趣者。因为不少师生常到“八大胡同”的妓院去寻芳猎艳，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所以被称为“两院一堂”——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对于北大这种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蔡元培当然不会不知。上海的许多朋友，也力劝他不可就职，恐整顿不了腐败，反而毁掉自己的名誉。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知难而进的险途。这多少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陀精神。
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以此为不二法门加以改造北京大学，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将这所“官僚养成所”式的半衙门机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这在当年与当下，谈论的人与文章都很多，似乎已成了共识。由于兼容各路人才，并包各种学说，保守派、维新派与激进派在北大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所以蒋梦蝼说，蔡元培就是古代老哲人苏格拉底，有了蔡元培的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罗家伦也说，北大精神以及“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实多受益于蔡元培——其实，早在五四当年，黄右昌教授就在蔡元培回校复职的欢迎会上点明“校风往往随校长为转移。北京大学现有博大纯毅之校长，故博大纯毅之校风，已见端倪”。可以说，延续至今的北大之传统与精神，乃是在老校长手里得以铸塑并确立的。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业绩在在存人耳目，这是事实；但在五四之前与五四期间，他既无激进举动，也无鼓动学生运动的言行，也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众多的回忆文章还会不约而同地将他与五四挂上钩呢？撇开巴黎和会这一导火索事件不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说是关键。梁漱溟在前面提到的文章里还说到，在推动五四运动的诸多人事因素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四人和《新青年》所起的作用最大。虽然诸位先生的任何一项工作，蔡元培皆未必能做，但如果没有蔡元培，他们却可能压根就没有机会聚拢在北大，因而也就没有发抒的机会。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虽“无所不包”，但却有少为人知的倾向，亦即偏袒新派的特点，这从他一方面态度决绝地回击林纾的指责，一方面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的破旧与立新中不难看出。陈拽秀细行不检，常予人以口实，在校内与校外都有人嫉恨，但蔡元培却多方为之辩护。
蔡元培在北大支持甚至亲自发起参与各种社团与组织活动，包括进德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新闻学会等，这也多有人言及。虽然如讲演团、新潮社、新闻学会等组织里不乏社会活动与政治运动的活跃分子——更不要说五四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若据此即说蔡元培与五四有直接作用，仍属牵强：蔡的原初用意，本在体现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路，并借以改变师生“奔竞及游荡的旧习”，至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只能说是“无心插柳”——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些，可说北大至今仍保持社团林立的活跃氛围，依然是蔡先生开创局面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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