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造的幕后秘密
1953年初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战事吃紧，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果断地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幸好由于和中国军队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悲剧才没有发生。1955年，中共军队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占领了一江山岛和大成岛，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毛泽东以超常的智慧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敢于动辄就要向中国进行核打击，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马上就搪塞过去。后来波兰、匈牙利倒戈，赫鲁晓夫因有求于中国这才同意提供原子弹、导弹的制造技术。当一列装载原子弹的火车正要发车时，站长接到了马上要去美国谈判的赫鲁晓夫的命令：这辆车永远地不准发出！
看来原子弹的制造只能靠自己，陈毅这时说：“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时间倒回去几年，1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尼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２５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华民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给他汇去。
他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利用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秘密汇来１２.５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４０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１６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和黑面包，为的是节省１２.５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９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８００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烂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１９５０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１９５５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设备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其中有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26岁的邓稼先也邀集另外两个年轻人这时一起回国，后来这三个人对中国的原子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3年7月，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章说在美国着名核物理学家费米的实验室里工作的女物理学家琼·辛顿此前突然失踪，这个年轻的物理学家曾在20世纪40年代参与过美国原子弹制造计划“曼哈顿工程”，掌握了很多机密。几年后的1952年，琼·辛顿又在中国北京露面。文章怀疑琼·辛顿和丈夫欧文·恩格斯特到了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且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
原来这个琼的未婚夫欧文受《西行漫记》影响，曾辗转半年到延安并接受了MaoZeDong的会见。“毛很有魅力。”他后来说，他说毛泽东像“《圣经》里的救世主。”1947年，MaoZeDong用2万兵力打败了胡宗南20万大军。这个看似神话的结果使欧文决定留在"红色中国"，他要亲眼看到毛神话的继续书写，“创造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希望自己的未婚妻也能来中国。
然而，作为一个参与过制造原子弹的核物理学家，琼想离开美国并不容易。宋庆龄知道后给她写了个邀请函，她在作出不泄漏美国的机密的保证后终于来到了还处在内战时的中国。延安的风貌给琼的感觉非常好，“没什么官，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都平等。”此前欧文早以“联合国难民救助总署奶牛专家”的身份到了延安，负责管理延安仅有的30多头奶牛。琼到了之后就成了他的助手。他（她）们因为理想而来到了中国，又因为对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而拒绝做研究工作，所以他们选择了终生养牛，终于和中国的核事业失之交臂。
１９５８年８月，32岁的邓稼先被中国任命负责原子弹的设计。没有这方面背景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２８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后增加到一百多人），开始了他的工作。他们中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子的，更多的还没听说过，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最先他们找来了三本教科书开始了原子弹的“研究”，后来又在国内找到了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计算，他们一周工作７天，每天三班制，用的竟是中国古老的算盘！后来中国从苏联买来500个滚筒形的手摇计算器，给了他们几个，他们就改用了这种“新”式计算工具。其中一台曾放在小弟的办公桌上，小弟试过它，先将数字线小心地对齐，然后再把筒摇好几圈，操作十分不便。整体数据每算一遍要花一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９遍。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命运、民族命运的关键数字！
下一步的正式制造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90%的工作人员严重浮肿、指甲爆裂，但核武器研究人员以惊人的意力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消极沉闷。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就这样忘我地拼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为了这颗原子弹动用了包括协作人员在内的100多万人来参加这项工作，耗资惊人（具体数字暂时保密），大家想一想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造价200亿美元，按购买力来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00亿美元（与今天中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
有一个小伙子负责最后原子弹的核心的加工，可那时只有一台老旧的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常使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而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相当严格，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几分之一。一旦弄坏一个核心部件，就等于毁掉千万人几年的劳动成果。空气凝固了，人们屏住呼吸，只有那咝咝的进刀声，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这三刀要求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必须达到小数点后三位数，车坏了，前功尽弃！只见他车第一刀，成功了；然后进第二刀，又成功了，最后一刀！。最后一刀车完了，小伙子几乎瘫在地上--成功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当时由王淦昌和吴际霖把这颗原子弹送到新疆的罗布泊实验基地。这趟专列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格，连火车所用的燃用煤100吨都经过仔细挑选检查，不让混入一丁点任何可疑物品。在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所有火车都要为这趟列车让路!王淦昌和吴际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为了保卫这颗原子弹，从甘肃到新疆的铁轨两侧，人们立正站着排成了数千公里的两道人墙！上百万人已站了一夜！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这次相当于几万吨ＴＮＴ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就因为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这声巨响，世界格局被改变了！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稼先，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稼先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
邓稼先回家后立即在一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警卫人员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声称要去洗手间。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竟然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为了今天的和平，为了今天的强大，有的人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正是这些人牺牲了个人的一切，让我们实现了强国之梦！（潘宏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