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也源自生产领域
近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启动一项名为“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的课题。实际上，自今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以来，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关系到中国未来社会阶层结构走向以及塑造和谐的“社会共同心理”。
基尼系数高企引发的忧虑、个人税制改革的探讨、中央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社会保险网络的扩张，以及对垄断行业不合理高收入的讨伐，似乎证明了中国真正开始重视经济学家奥肯所说的，“在机会平等下，效率和平等正相关”，而机会不平等下，两者无疑是负相关。后者在中国被演绎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前中国仍然走在“一些机会不平等”的蜿蜒小路上，虽然一些极端型市场主义者也觉得小路愈窄，但依然呈现一副死硬的面孔。
吴敬琏认为，垄断和腐败是造成收入分配恶化的两大恶性力量。这非常正确。看看不同地域的基尼系数变化率，比如说尽管农村近年来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但是从它的边际变化可以看出，它的动力源来自于农村人口参与城市化下生产要素配置的卷入度不同。这是一种被动的扩大，未来趋向于收敛，或稳定在一个区间。因为从长期看，流动性和卷入度，并非是稀缺所致，也不受行政权力下牌照控制影响，它的利益将会传递给每一个人。
讨论收入分配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的存在(比如抄电表工年薪十万的故事)以及个税调整力度的不足(如遗产税的缺位)和执行力的匮乏等方面。这些都集中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但实际上，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仅仅在二次分配领域，它还集中在一次分配(要素回报)领域，即生产领域。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 Kuijs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渐衰弱”的经济体。一般来说，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衰落，那么就意味着庞大的实际低工资人口和少数高收入群体“两极形态”的产生。他发现，这个势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从1993年-2005年，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度达62%，全要素生产率(TFP，一般代表着技术贡献度)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为30%，而劳动力雇佣的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度只有6%。在1978年-1993年，城市的就业增长率为5.4%，1993年-2005年则下降到2.7%。
这个趋势在经济重型化启动的年份2002年以后呈现出加速度式的变化。大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银行信贷疯狂追逐这些产业。这可以从中小型企业(代表资本缺乏，劳力密集型企业)总体融资额度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群体的产出占了中国GDP的一半，但却只有不到10%的银行总体信贷额，而且该比例还在下降。
可见，过去我们仅将视野停留于城乡二元体制增大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成本，但现在的新问题则是，新产业构成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一些排斥反应，导致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变得愈发有限。如果这一趋势得以继续，那么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会继续拉大。
而新兴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还享受了不正当的“补贴利益”(包括压抑投入品价格或是产出品的垄断定价)，比如工业用水补贴，工业用地的廉价化，石油价格补贴，电力价格压制，电信收费的垄断定价等等。
如果从生产领域来改善收入分配，就应该将这些价格补贴(潜在收益)都废除掉，将这些收益用于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进行的社会保障项目。进而鼓励服务行业的发展，实行像香港地区一样的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创业，自由注册，配上严厉的动态监管)，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的吸纳问题。还要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否则，维持现在的增长模式，将继续增加对高投资和高储蓄的需求，最终将不可持续，将会减弱城市的就业增长，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用伟大经济学家费雪的话说，收入分配恶化难题，同时也是生产领域内的“一连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