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 远见与偏执并存的战略
就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2006年的国情咨文，国防部则公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有一个关于美国“转型外交”的讲话。不知为什么，几篇文件、讲话都有一种浓浓的“战略味儿“：对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美国的战略能力建设、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有一些新的看法。
往前看，最近的种种说法让笔者似乎突然理解布什第二任期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的深层背景；往后看，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据说本月即将出台。我们也许可以说，布什第二任期全球战略的大体形态已经渐趋明朗。
美国决策者对于战略环境的一个基本评判是，世界将在未来15－20年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这样表述：我们“已经从一个可以合理预期的时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令人惊讶的时代”。赖斯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都被颠覆了。”
民族国家的权力重心，正在从几个世纪以来的大西洋两岸转向太平洋两岸；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正在被由非国家行为者、民族国家、区域组织共同重构；大国战争为核心的安全挑战正在被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传统安全替代。而且由于全球化的急剧扩张，这种转变在近年来更呈加速度发展。
就在三年前，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反恐战争”将进入一种没有尽头的“长期战争”状态；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印度的崛起是如此的迅速。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四年防务评估》的话，那就是“不确定性”与“不可预知性”。
这种不确定性与不可预知性，在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的《绘制全球未来》报告中就已被预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作为最有能力塑造当今世界秩序的国家，美国在对未来战略环境的预测不因循守旧、抓长远趋势。经济总量的对比、人口变化的趋势、气候变迁的走向都被美国战略家纳入视野细细考量；对相对确定的趋势与相对不确定的趋势分别作出预测。这种战略远见显现了美国作为战略大国的令人钦佩的一面。
接着，根据未来战略环境的可能变化，美国决策者达成另一个共识：美国对外战略能力需要转型。这就是拉姆斯菲尔德五年多来、赖斯一年多来一直念兹在兹的“转型”，也是赖斯“转型外交”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的核心所在。
美国的对外力量———既有可能是外交官，也有可能是军队———要深深地卷入到未来这个很大程度上不确定、不可测的新环境中。为什么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都强调要增加会讲中文、印地语、乌尔都语的人？为什么两个部门都强调要增加懂得国家重建的人员？为什么两个部门都强调要小型、快速、灵活———国防部要让自己的军事基地更小、更多；国务院要把外交官派到驻在国首都以外去，在更多城市设立非外交机构的代表处？为什么两个部门都提出要塑造世界？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的两大部门在战略能力上显然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会问，把这些军人、外交人员分散开来干什么呢？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赖斯在她的讲话里，再次引用了布什第二任期就职演讲的话，“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民主制度的发展，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结束世界的暴政。”《四年防务评估》中，同样引述了布什“结束世界的暴政”的说法。在逻辑上，国务院与国防部似乎“完成”了布什第二任期对外战略；但是，将这一战略最终落实到“推进自由民主”之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让人感觉颇为吃惊。
布什政府推进自由民主的想法，是建立在“民主和平论”、“民主安全论”基础之上的：如果全世界由两百来个民主、良治的国家组成，和平与安全就能基本实现。但在实际上，非民主体制国家向民主转型，却就极易导致冲突乃至战争；况且，哈马斯的胜利、内贾德的上台，欧洲漫画燃起的怒火都表明，人类漫长的冲突历史，又怎是一个“民主”就可以终结？建立乌托邦的过程，可能导致乌托邦更快地破裂。
这就像一部让人遗憾的小说或者电影：有一个颇大气的开头，却配着一个怎么看都有些俗气的结尾。我们只能说，战略家是最讲究理性的，但是他们也常常被信仰蒙住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