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投资行为与长期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些常识性的陷阱，比如现在要谈的知识产权问题——尽管“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早已熟稔于心，更多的国内GSM手机厂商还是愿意贴了“三流企业”的标签，在广袤的本土市场耕战。
一个听起来有点辛酸的事实是：前几年，手机生产商们来不及、也没有想到要去讲究专利和知识产权，因为当时他们正忙着组装、生产、数钱和忘却一切地兴奋；现在，知识产权问题慢慢凸显后，他们同样没有了时间、心思、能力去克服。
这个时候，大部分企业已经捉襟见肘、危机重重——短期生存尚存忧患，基于长期战略的巨额投入当然“不合时宜”。
与此同时，国外品牌在GSM手机专利申请上的激情和投入则渐入佳境。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某相关人士的话说，是“继1995年左右的小高潮之后，进入了专利申请的巅峰”。
2005年1~8月份，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等8家国外企业新申请专利数高达595件，比2004年全年新增的364件还要多出200来件。与此相比，在全球目前共8000件的GSM手机专利池中，包括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在内的我国专利总数才327件。
达摩克利斯之剑岌岌高悬。
战略问题与投资行为
知识产权首先是一个战略问题。
所谓战略，它将更注重企业构建的长期性和稳固性，而不仅仅以即刻的投资收益为第一目标。
几乎与此相反，国内手机厂商首先在意的则是短期的战术手段和投资捕获，而少了战略性眼光和长期投入的心眼。
据了解，许多主流国内手机企业的所谓研发成果实际上并非“自产”，而是通过付费的技术许可或转让协议，让渡自其他DesignHouse（设计公司）——某些品牌厂商所谓的“巨额”研发支出，其中也部分甚至大部分就来自于此。
几年看下来，诸多手机生产商叫喊的对研发和知识产权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子工程，或者响应政府号召、带点营销意味的应景之作。真正扎下来、花狠精力，长期规划、持续投入的并不多。
对很多企业来说，手机产业本来就不是一种战略“事业”，而仅仅是一种势利的投资行为——这种意义，几乎适应于绝大部分国内手机品牌厂商。
——故事开始的时候，这些厂商可能披着光鲜的家电大亨、电信设备巨头外衣，在原先的领域里早已盆满钵溢；接下来，或者因为原来的地皮已经收成饱和，需要，甚至不得不转战，或者简单地被手机新兴行业的魅力所诱惑，他们开始将先前积累的资本倾倒入该行业，谓之“转型”、谓之“拓展新业务增长点”；而故事最后，这些被贴上手机生产商标签的“高科技公司”更是完全有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作出同样的“转型”决定，比如造车、买地盖楼，背向惨烈的手机市场拂袖而去。
资本总是以其毒辣和吝啬的眼光，不断寻找着新的征战疆土，他们在意得更多是“蓝色海域”是否渔船尚少、成本最低、回报丰厚，而不是在“红海”上高成本、高风险的长期游弋——在资本鲸群的悠长战线中，手机市场的意义或许仅仅就是这“下一站”和“上一站”——狂乱高潮过去，剩下的要么肃杀的平静，宛如洗心革面的电视机市场；要么难以摆脱的萧条，正如仍旧挣扎在专利阴影下的DVD产业。
政府和行业力量需介入
慷慨的中国市场一方面让大批艰难维持的国外企业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急功近利、迅速扩张的中国制造群又通过专利费、技术转让费等方式不断给前者贡献着油水。
背后，支撑这一模式的无非是廉价成本、庞大无序的本土市场，而一旦此前提丧失或变化，安乐的中国制造商们要么整体溃败，要么忍痛升级。
整体溃败的例子比如DVD。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多达8000多项专利的DVD专利池中，中国企业仅拥有15项。其中,6项来自台湾企业,内地9项专利中,基本专利也只有一项。
在此之前，国内电视机行业则早已经历了一轮技术贫乏的洗礼，在传统CRT微薄利润的支撑下，开始注重技术研发和专利战略，在新一代电视机市场总算脚跟初稳。
有此为鉴，后进的GSM手机产业总算有了些许进步，华为、中兴等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把握不输许多国外巨头，行业意识也正被逐渐唤醒。
只能唯愿，不要非等到行业整体萧条了，才撞墙回头，开始谋划知识产权战略。
而更实际和紧要的问题则是，如何遏制理性资本对手机这一成长性市场的非理性破坏和“始乱终弃”？
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命题。势利的短视也好，或者说缺乏战略眼光，似乎都不是国内手机企业应该承担的“罪责”。在此中的资本游戏中，它们获得了回报和增值，才是目的和真理——与此同时，造成的结果可能还包括产业生态的破坏。
知识产权战略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远见的企业家——而不是投资者——可以为之，但光靠了这种自发显然远远不够。也就是说，政府和行业组织应该在此中发挥更大的协调和组织功能，从意识的传播、法律的援助、平台的组建，甚至到资金的支持，都有可作为空间——后发而欲制人，合力显然要比各自为战来得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