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落后:政策与市场的博弈
两年多来，国家加强了对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但目前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仍是业内人士的共识。同样成为各方面共识的是，要压缩过剩的产能，最重要的一招就是要淘汰落后。但是，怎样界定落后产能，又怎样淘汰落后产能?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大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来看淘汰落后的问题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以下简称新政)已经明确提出淘汰落后的政策界限，就是要加快淘汰并禁止新建容积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公称容量20吨及以下转炉、公称容量20吨及以下电炉以及叠轧薄板轧机、三辊劳特式中板轧机、复二重式线材轧机等落后工艺技术装备。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据统计，列入这个范围内的生产能力有炼铁能力1亿吨、炼钢能力5500万吨、轧钢能力8000万吨。如果真能在2007年以前将这些设备全部淘汰，那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
产业政策所划定的这条界限看似刚性，但真正要执行起来，就会出现相当大的弹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你不是说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吗?我就说，我的已经扩容了，是330立方米的，这就不在淘汰范围内了吧?也许企业提不出足够的依据，但你也难以证明它就是在300立方米以下。除非他自己觉得在市场竞争中活不下去了，否则恐怕就很难强制执行。再说，以装备容积的大小来决定是否淘汰，也难以服人。像新兴铸管的高炉和转炉是中钢协重点统计企业中最小的设备，高炉还有200立方米以下的,转炉是22公称吨的，但它们的指标在行业里是领先的,高炉的利用系数达到4.5,全国居首;入炉焦比351千克,位于全国第二;转炉和连铸的日作业率都是全国最高的，吨钢耗新水只有3吨多,其他一些主要指标也都处在行业领先地位;产品在市场上是受欢迎的，2004年120多万吨钢的利润达到4亿多元(不计铸管部分).当然,这样的装备不可能长命百岁,企业肯定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升级换代的,但至少目前没有理由要它们”一刀切”地立即予以淘汰.因此,过多的寄希望于这些级别设备的淘汰,甚至以为只要这些设备淘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解决了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就算是确定了哪些设备是真正属于落后范围,也不是一声令下,就会从此销声匿迹.我国在淘汰落后方面已经有多次实践,在1981年和1989年两次国民经济调整和治理整顿时，国家就要求一批小钢铁厂关停并转；上世纪末国家对钢铁行业进行限产时，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通知，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清理整顿小钢铁厂的意见》，要求关停一批，工艺装备落后的小钢厂。特别是1989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产业政策，在明确提出要重点支持大中型炼铁、炼钢建设的同时，要求停止和严格限制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的建设以及某些产品的生产，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实际工作中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为什么尽管如此，这些落后的产能却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这些装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是在其背后隐藏着一场利益的博弈。一方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另一方则是代表着某些地方政府、有关企业以及部分客户当前的现实利益，而几次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上不敌下，法不责众，结果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至少是“良币、劣币并存”的情况。这次新政的发布，公开的声音是一片叫好，而且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像鞍钢、首钢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淘汰了一批1000立方米级的高炉。但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新政的贯彻可以畅通无阻，实际上,一场新的博弈已经开始。因此，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妥善地处理好各方的利益，通过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及某些必要的法令，使新政能够得到较好地落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反思：我们过去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国情?有时良好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问题就出在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拿热轧硅钢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大力宣传冷轧硅钢片的优越性，极力主张要淘汰热轧硅钢片的生产。以后，在1989年国家颁布的第一个产业政策中，把生产热轧硅钢片的主要轧机、二辊热叠轧板机作为“停止或严格限制基本建设的产业、。产品”；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多次发文，要求限期停止热轧硅钢片生产，淘汰．落后的叠轧薄板工艺设备。现在限期早已过去，结果是不仅没有淘汰，反而随着冷轧硅钢片产量的增长，热轧硅钢片的产量也在逐年上升，2000年上升到71万吨，到2005年已经突破了100万吨。这不是说热轧硅钢片的性能优于冷轧硅钢片，而是它的性价比受到多方青睐——以热轧硅钢制成的中小规格电机大量出口外销，钢厂、客户以及终端用户都从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往往会．在市场需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生产出价格适宜、性能比较高的冷轧硅钢片来，热轧硅钢片恐怕又是另一种下场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通过新建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来淘汰落后。特别是在一些有沿海深水港的地区，目前都在紧锣密鼓地积极筹划新建大钢厂。有的地方还承诺建设起新的大厂，相应地淘汰本地区的落后产能。这当然也是件好事，特别是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大宗原材料的运输成本，从长远讲，这肯定是个方向。但是沿海地区都想这样搞，那是不是又会陷人“合成谬误"的窘境?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建沿海大厂是否是当务之急?而且有条件建沿海大厂的企业，恐怕本身并不属于淘汰之列的“落后企业"。那些要被"淘汰"的老厂，一般都有300万~500万吨的能力，而且都是当地的“顶梁柱"，在当地的GDP以及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业的员工都有几万人，能够这样轻易地关闭,搬迁吗?新厂建成了,当初承诺的诺言是不是真会执行?而且即使真的关了，增长的产能远比关闭的要多，结果可能在已经过剩的产能上再加上一大块而已。因此，以新顶老，必须避免引发新一轮更高水平的规模扩张。
分层次地淘汰落后和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相结合
淘汰落后，原则不容动摇，态度必须坚决，但执行起来应该分几个层次。首先是对那些既落后、又违法的(特别是违反环保法和质量法的)，必须毫不留情地坚决予以取缔。最典型的是所谓的“地条钢”，这不仅是落后，而且可以说是祸国殃民。但是，这样的厂子，这样的产品，在某些地区依然是红红火火。如果“地条钢”的生产还可以通行无阻，那又怎样去淘汰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落后”的产能呢?而“地条钢”之所以取缔不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由于有关部门利益不同，步伐难以一致，一旦要采取行动，往往是锣响鼓不敲，协调不够，有的人甚至暗中作梗，使这些活动无疾而终。因此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在淘汰落后问题上单靠行业主管部门或某个业务部门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使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责任来，并将此项工作纳入政绩考核中。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各有关部门，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各司其职，要坚定不移地抓下去，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对那些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以及生产这类产品的装备，只要它们能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就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加以限制(当然，如果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企业，可以按环保法处理)。上世纪末的钢铁限产也说明了问题，听话的限住了,不听话的反倒发展了，其结果是限大不限小,限国(国企)不限民(民企),限内不限外(进口),甚至是限优不限劣,进一步加剧了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这里也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方面是企业。大量产能的淘汰，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损失问题和员工就业问题。因为这毕竟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自然出局的，必然会存在要不要补偿的问题。上世纪末我国两大行业的限产，纺织行业对销毁的锭子，有一定的补贴，淘汰落后设备就比较顺利(虽然以后又死灰复燃)；钢铁行业的“理智性限产”，一切由企业自行消化，阻力就大得多。国际上，欧盟钢铁业上世纪90年代淘汰落后产能时，有关政府也是付出代价的。本世纪初，2001年4月到2002年2月，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持，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钢铁业界峰会，专门讨论了压缩生产设备能力问题，最后决定在2005年前压缩产能1亿吨，并为此成立两个专门工作机构，其中一个就负责研究解决压缩产量后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包括提供补贴的数额和方式、方法等相应的政策措施。虽然这次限产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没有实施，但压缩产能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配套措施，已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因此，我国钢铁业的淘汰落后也需要针对不同情况，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这一艰巨任务的尽快落实。
另一个方面是当地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些在全国来看技术装备落后的企业，在当地却是GDP增长的领头羊、财政收入的大户，而且还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一下子要关停这些企业，矛盾的焦点将集中到当地政府。因此，如果没有恰当的政策措施，必然会遇到来自这些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的各种形式的抵制,淘汰落后也就很难落到实处。
至于对那些在装备规格上达不到新政规定的进入门槛,但各项指标先进,效益好的企业,更不能以设备大小作为标准来强令淘汰。在这些貌似落后、指标优异的装备背后，肯定有不少鼓舞人心的亮点，体现了这些企业的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智慧、创新、敬业、协作精神，应该认真总结，发扬光大，引导他们更上一层楼。简单地淘汰这些所谓的落后设备，只会打击那些重视全面提高员工素质、重视通过强化企业管理和改革创新、重视练好内功的企业。
在淘汰落后的同时，对新增产能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能放松。新政提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到2010年，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并且提出了“大型钢铁企业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等产业布局调整的原则。这是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高钢铁工业集中度的一个有力措施。结合产业重组和北京的特殊情况，国家已经批准首钢联合唐钢在沿海建设新的大型钢厂。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提出了沿海建大厂的方案。当然，产业布局需要调整，新厂不是绝对不能建设，但是在产能已经大大超过需求的情况下，在沿海集中建厂的问题值得商榷。我们还要看到，“十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已经投入了6800多亿元资金用于改造、扩建和新建，相当一部分产能已经属于世界一流、甚至领先水平，当前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企业真正办成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为国际钢铁界和广大用户认可的世界一流企业，而不是马上动手去另建新厂。
温家宝总理最近对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指示，现在报刊上一般归纳为要坚持三个"重在"和实现一个“根本转变”；．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完整地概括为三个"重在"、三个“不能”和一个“根本转变”，千万不要把三个“不能”忽略了。这就是要重在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质量，不能片面追求数量扩张;重在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现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不能单纯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重在降低消耗，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不能靠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来实现增长。一个“根本转变”，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我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根本转变。这就是我们中国钢铁界需要为之奋斗的共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