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军事评论：军事力量组合从联合体到功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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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彦
一体化，一体化，一体化——军事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军事学术领域里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
一体化作战，一体化指挥，一体化保障，一体化训练……新军事变革进入军队转型阶段，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一体化的核心都涉及到军事体制变革，作战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作战编组变革。
在战争史上，每次划时代的军事变革，都表现为对战场空间的拓展，对新的作战空间的开辟。因此，军事力量组合也就相应地表现出不断放大的作战空间结构。
据统计，在18到19世纪，用滑膛武器交战时，进攻战役的正面一般只有6至12公里，纵深4至6公里，总司令可以直接指挥各部队的战役行动。到了日俄战争时的奉天战役时，地面火器种类增多、射程提高、新的通信联络手段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兵种产生，进攻正面达到150公里，时间持续到17昼夜，于是，产生了集团军战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曾用7个集团军在340公里的正面，俄军用6个集团军在560公里的地段展开进攻。这样，组织集团军战役显然不行了，方面军战役便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战场上，飞机、坦克、远程火炮成了主战兵器，机械化军队基本建成，德军在1941年到1942年，向正面1400公里、纵深400公里的敌区进攻；1944年，苏军向正面3700公里、纵深1200公里的敌区进攻……这样的进攻作战，一个方面军机构势必难以胜任，只好由中央统帅部派代表组织协调，进行方面军群战役，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规模达到高峰。
以上只是陆战场的扩展和作战兵团的扩大。实际上，飞机出现后，产生了空军，开辟出空战场；军舰出现后，产生了海军，开辟出海战场。随着航天武器的出现，天军也将相继产生，太空必将成为人类撕杀的新战场。新军事变革开辟出网络空间，网络部队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以往的军事变革中，新军种的出现都是以新的作战空间来确定的。军种的作战任务也是以作战空间来划分的。战争实践中，为弥补军种与军种结合部出现的空白，出现了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航空兵，甚至有人提出依作战任务和海上浮岛技术的发展，组建陆军海战队的设想。
“结合部兵种”的出现，使军种之间的作战空间连为一体。与此同时，随着精确制导武器和新概念武器的发展，军种的作战能力出现重叠。如陆军的飞行能力、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天战能力(激光武器打卫星)等，与空军发生重叠；海军也不再局限于海洋区域作战，探测的眼睛和打击的手臂已经伸向空中和陆地；空军不仅有对空、对地和对海的作战能力，并加速向太空展示自己的作战力量；天基、陆基、空基等战略精确制导武器，已经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攻击多维空间的各种目标，使军兵种的空间界限失去意义。
新军事变革中，从指挥自动化系统到信息栅格的迅猛发展，使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的作战力量逐步融合，实现了在信息主导下的各种作战资源的统一使用。军事信息网络如人体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具有跨物理战场空间、跨各军种和各种作战平台的特性，在实现了系统集成的军事信息网络，即“系统的系统”中，原来分别隶属于各军兵种的通信设施、计算设施、数据库、传感器等，都是共用的战场资源，任何军兵种的打击力量不论处在那个战场空间位置，都可以相互使用，形成有机的协调行动，做到“当对方避开我这一火力打击范围时，又落入我另一火力打击范围之内”。正是在这种技术背景下，机械化战争时代形成的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条块分割、三军鼎立的军事体制开始受到否定。另外，信息化战场的界限，已经无法用高度、宽度、长度等物理概念来描述，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作战领域相互交融，战略、战役、战术趋于重合，使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军事体制陷入结构性困境。冲破按作战空间加强军兵种建设的传统思路，重新按作战功能组建新军，便成了时代的呼唤。在新军事变革中，理论家们设计出的未来军队：传感器军、主导性机动军、精确打击和聚焦后勤军，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使之具有了科学的前瞩性和合理性。
工业时代按作战空间建立的军兵种结构，愈来愈多地表现出“大而全”、“小而全”之类的“同构病”。克服这种“同构病”，传统的思路是采取要素整合，即合并同类项。信息时代按功能优化结构、建构新军，则是以集成方法，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作战力量的分布式一体化，以适应一体化战争。军队转型的本质是走向一体化，信息化军队的结构特征也是一体化。
其实，一体化不是个固定不变的、僵化的模式。一体化是以模块化编组为基础，实行积木式组合，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可塑性，一体化作战是个依据需要进行新的综合的动态过程。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骑在马背上，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激光指示器，使用全球卫星通信系统引导B-52型战略轰炸机执行精确打击任务，这种19世纪骑兵加21世纪信息化武器的组合，极大的提高了作战效果，这就是按模块化组合，根据作战任务而变的一体化。
如果我们把工业时代按空间作战任务构建的军事体制，称之为“共同体”；那么信息时代的一体化军队，则是个“功能体”。在联合作战中，“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独立展示自己价值的舞台；“功能体”则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自的价值只能在这个系统中一起展现。“共同体”是以时间表组织协同，靠高度集中的树状指挥，达成统一行动；“功能体”则是以信息网络自组织协同，靠分布式扁平化指挥，达到“从传感器到射手的适时行动”。在军事力量发展中，“共同体”往往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秩序而反对变革，“功能体”则是以作战效益和军事创新为价值取向，必然把变革视为正常行动而使之制度化。就是说，“共同体”过度强调公平与稳定，以至造成竞争力下降；“功能体”则鼓励创新，追求效能与功效，并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为原则。“共同体”是以满足内部成员的需求为目的；“功能体”只是将此作为手段，目的是强调组织的实际功能与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