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斗虫繁荣
在清朝，作为一种怡青养性的玩物，鸣虫受到宫廷的格外钟爱。康熙皇帝就很喜爱鸣虫，每年灯节，观灯、赏花、聆听虫鸣是他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从清朝文人以及乾隆皇帝的文学作品中即可知宫中已经设有专门负责繁殖鸣虫的工匠，他们能按时育出各种鸣虫，供各种喜庆场合之用。
作为寻常百姓，他们更偏好于那些能度过寒冷季节的冬虫。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乾隆时期“少年子弟好蓄秋虫，曰聒聒，------此虫夏则鸣于郊原，秋日携来，笼悬窗牖”，以佐蝉琴蛙鼓。能度三冬，以雕做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食以嫩黄豆芽、鲜红萝卜，偶于稠人广众之中，清韵自达官贵人前突出，非同回壁蛩声助人叹息，而悠然自得之甚。”
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得宠于人们怀中的小虫仍能振翅高鸣，这无疑给进入漫长冬季的人们带来几分大自然的亲情，“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然而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六月间的蝈蝈（聒聒）不过一、二文钱，到了十月可以值数千文钱。而蟋蟀则在几百文左右，冬虫另一代表油葫芦在秋末冬初之季也有几千文的“身价”。
清末时候的虫市一片欣欣向荣，在冬季已经形成了一些专门的冬虫市场，其间有专门运用“点药术”来改变鸣虫声音的方法颇为流行。原理是将铜渣和松香涂于鸣虫的前翅，可使鸣叫之声更加宽厚动听，玩出了不少花样。
清末时，鸣虫的需求量大增，广泛的需求极大促进了鸣虫人工繁殖行业的兴旺，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为盛。以葫芦等作为饲养鸣虫的容器也是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