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西安事变:小六子太蛮干了(5)

面在张的客厅里召开设计委员会。张在会上曾说：“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更不可能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成和支持，可事变爆发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还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共事，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张学良传》）

此时，张学良实际上已下定了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心。在这个会上他曾说：“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当晚，他在有蒋介石、周恩来、杨虎城、宋子文等人参加的宴会上，“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令人震惊。后即写下手谕，于25日下午与蒋介石等乘机送返南京。从此即被长期幽禁。

实践使张学良认识了阎锡山的本性，局外人也多有所评论。黄绍骇在《西安事变片断回忆》一文中写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累以圆滑谨慎着名，尤其经过1930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1929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人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持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他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总之，阎锡山“从西安事变一开始便绞尽脑汁，想谋一个‘盟主’的地位。然而无论怎样机关算尽，竟连个边儿也没有摸着。”“在‘三位一体’的谈判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安之谋主’。”（《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