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宅经济是整体经济 回归本原SOHO方式

2010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两集《千亿“宅经济”已从“宅”中来》。女演员张可欣和我，作为中国宅女和宅男的代表，接受了访谈。

在节目中，我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网宅七年，一直在山沟草丛中从事互联网工作，很少到《互联网周刊》去，以致前台小姐不认识我。有一次拦住我问：你是谁呀，不打招呼就往里闯。我说，我是主编。她不信，跟人家讲，有个人来假冒主编。一时传为笑谈。

无论是从亲身经历，还是研究所得，我认为，以在家办公（SOHO）为特征的网宅和宅经济，正在成为整体经济。

整体经济（Total Economy），是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在《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是指将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网宅的特征，就是将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一体化。

网宅复活了中国五千年的宅经济传统

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宅经济史。中国人五千年来，一直在家办公，过着SOHO的生活。

由网宅形成的宅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是古代宅经济的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第一次浪潮文明中SOHO和个性化定制两个核心要素，否定了其中自然经济的缺陷；再吸收了第二次浪潮文明中工业化和社会化的核心要素，否定了其中污染耗费的缺陷，经过扬弃，最后形成既SOHO又社会化，既不靠天吃饭又不污染耗费的第三次浪潮的宅经济。

正是由于有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存在，因此为了理解网宅形成的经济，就有必要回到它的源头——古代宅经济，看一看它是前身是什么样的。

2008年5月23日，我在北京大学，专门讲过一节古代宅经济的课，把它与网宅进行对比。指出网宅是高科技与古代SOHO的结合（见《高科技与古代SOHO的结合》一文）。

根据我的“考证”，中国古代从为官的角度，把在家称为山林，办公称为朝市。黄汝亨《绎幕园记》说：古之大人，山林朝市初无异观。古之大人，比如周口店的猿人，就一直SOHO，并不区分周口店生活的山林与他生产打猎的地方。写《牡丹亭还魂记》的大剧作家汤显祖曾对在家与办公进行了如下科学区分：有闲人则有闲地，有忙地则有忙人。然则闲忙甘苦不相代，朝市山林不为用也。这显示出生产与生活（忙和闲）的矛盾，在农业社会实际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生产还是小生产，不能与工业化相提并论。

以我个人体会，网宅是忙与闲的统一。在闲的地方忙，平时可以一边闲着种菜听鸟叫，一边忙着研究世界前沿科技动向。但是，网宅显然同纯农业文明的方式有区别，它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社会化；但古人只能在闲居和公务中顾一头，如果想从事公共事务，实际是需要走出家门的。

古代人越到后来，越有宅在家里，还是出门为官的矛盾。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清代着名诗人袁枚“舍官而取园”。袁枚在清朝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市长。他家的园子，就是曹雪芹家大观园。1748年时任江宁知县的袁枚低价购得园子后，改名随园。

袁枚当时轰动清朝的一个举动，是辞去“南京市长”（江宁知县）职务，为的只是宅在大观园里。据他在《随园记》中解释，“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月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那时候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互联网，他两头不能兼顾，只好“舍官而取园者也”了。

袁枚宅在家里，整天干什么呢？据说他喜欢招待女青年在大观园里写诗，此事有据可查。但有人考证说《红楼梦》就是袁枚招待的六位女青年合写的，就不免穿凿附会了。另一件正事，是开展经济活动。用今天概念，就是宅经济。主要是研发做菜技法，写有着名的《随园食单》。据说袁枚做猪肉菜的方法非常全，后人几乎难以超越。至今南京随园（在南京师范大学里）还在沿用这个菜谱。直到进入21世纪，才有人发现袁枚从来不做猪尾巴，于是创新出猪尾巴做法，算是超越了《随园食单》。当然，袁枚的《随园诗话》也较有名。

网宅同袁枚的宅经济比较，有了一个重大的改进，它摆脱了农业社会宅经济的小生产，可以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结合起来。

江苏沙集镇的农民也是宅在家里搞经济。由于有了电子商务，可以一边喂猪，一边抱孩子，一边玩游戏，一边给法国和香港订制家俱。当年袁枚要是有了支持远程办公开会的电子政务系统，就可以一边当南京市领导，一边在大观园里宅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