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北京的日子
在南京长大的曹雪芹到北京后的几十年生活，我们一向知之甚少。
本书编选吴恩裕、胡文彬等人研究曹雪芹在北京生活、著述经历的文章。本书涉及大量文史资料，并以严谨有序的论证分析，结合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全面展现了曹雪芹在北京数十年岁月的风貌。其中论断尚有争议之处，读者不妨自辨。
家住蒜市口
曹雪芹，名霑，字芹圃，号雪芹，又号芹溪，自署梦阮。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于江苏南京利济巷江宁织造府署。他的家是一个接驾四次、得到康熙特殊“恩眷”、显赫一时的世家。
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赶上曹家“盛世”的末期。四五岁时，他家由于康熙、雍正皇位更迭的政治变故受到牵连，开始有了败落的征兆。雍正六年（1728)他父亲亏空大量公款，被撤职抄家并递解回北京。这一年，曹雪芹不过十二三岁，也随同北上。从此，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度过了清贫不屈、辛勤写作的一生。
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交往和写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时期，可惜我们只有通过他的朋友的诗文和一些传闻，约略勾画出大致的轮廓。
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贡院附近，前门外鲜鱼口、东城烧酒胡同原有几处旧房，抄家后雍正亦曾明令“少留房屋，以资赡养”；加上在通州还有六百亩地和张家湾一家本银七千两的当铺，看来生活还过得去。
崇文门外一带充溢着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氛围，既是故衣百货、农副产品的集散之地，也是商贩农夫、游民乞丐、市井豪侠乃至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荟萃之区。曹雪芹以废官家属，家败回京后即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地域环境里，其耳闻目见、交往接触的自然多有下层社会的生活情景和各色人物，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和认识较之在江南时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其成长、思想和创作产生既大且深的影响。即以小说人物而论，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写贾芸路遇醉金刚一段文字，有眉批云：“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
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推三十年为雍正十年(1732)，正是曹雪芹住在蒜市口期间。曹学芹曾住蒜市口的论断同时也证实了曹雪芹曾寓居卧佛寺传说的可靠性。过去传说曹雪芹家败落后，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多年以来，论者多以曹雪芹是满洲旗人，不能居外城，因而猜想这卧佛寺当是西城旧刑部街西之卧佛寺，即鹫峰寺。现在，清代档案既已证明曹雪芹回京后住在蒜市口，则其“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之传说当可坐实。崇文门外卧佛寺，在蒜市口东北二里许。
著书黄叶村
曹家在江南时即与佛门多有瓜葛，雪芹自幼受家庭熏陶影响，与僧尼寺庵交往接触，自是情理中事。迨家败回京后，既住蒜市口，就近访游诸寺，日久与寺僧交契，或在孀母故去、贫穷难耐凄凉之时，寄居卧佛寺中，甚至在此期间开始构思《红楼梦》并写初稿，自有可信之处。试看《红楼梦》第一回便写一寄居葫芦庙中的穷儒贾雨村，说他“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此处大概影射的是曹雪芹寄居萧寺，作文卖字，过午不食的落魄生涯。
不过曹家的先人是清室皇族的奴仆——包衣，又是被抄了家的，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的轻视。曹雪芹虽然在族中家塾或官学学习“正学举业”，却非常厌恶靠科举求“仕途经济”。他工诗善画，高谈雄辩，诙谐幽默，放荡不羁，常和一些愤世嫉俗、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往来。这种以“杂学”对“正学”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
到京约十年后，乾隆四年(1739)他家遭到又一次重大变故，终于一蹶不振。青年时代的曹雪芹也最后结束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陷于日益贫困之中了。但是，他亲历了家道急骤中落的变化，开始孕育着“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的宏大意愿。
后来，为了糊口他先在内务府做过短时期的堂主事，即整理文书档案的工作，乾隆十年(1745)前后又到西单石虎胡同(后迁至宣武门里绒线胡同东口)专为皇室子弟开设的官学——右翼宗学当了两年管理日常事务的差事。在这里，曹雪芹结识了宗室子弟敦敏和敦诚两兄弟。他们有过同样的身世，成了坎坷一生中相互间最了解的知己。当曹雪芹过着“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生活时，敦诚写了“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诗句，鼓励他一定要把《红楼梦》写出来。
爱石，画石，写“石”
曹雪芹为何要从北京城里迁住西郊？
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曹雪芹的景况越来越差，连“悲歌燕市，卖画为生”也很艰难了。传说他曾几次搬家，在旧刑部街住过，又在崇文门卧佛寺一带很偏僻的地方住过。后来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了，不得不离开城里，全家迁到西郊香山附近旗地居住。
他先住在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后来迁移到香山脚下镶黄旗的北上坡，最后定居在白家疃，住的是斜向西南的四间茅屋，真正过起“著书黄叶村”的生活来了。
曹雪芹远离了烦嚣的市尘，蛰居西山荒村，倾注全部精力，一刻不停地埋头写作《红楼梦》的时候，生活已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有时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他却对穷苦人非常关心，竭诚相助。
据说，曹雪芹有个邻居白媪，贫病交迫，孤苦无依，曹雪芹不但常常照顾她的生活，给她治好了眼病，还把自己的草屋让给她一间，使她不致流离失所。他还教会了一个从征伤足、生活困顿、断炊无告的朋友于景廉(字叔度)扎糊风筝卖钱，并为于谱定新样，编写了《南鹞北鸢考工志》，收在《废艺斋集稿》里。
曹雪芹多才多艺，在这本书中，他谈到金石、工艺、织补、印染、雕刻、烹调等各方面的技艺，分别取名叫《岫(袖)里湖(壶)中琐艺》、《斯园(思源)膏脂摘录》、《蔽芾(弼废)馆鉴金石印章》等，也都贯串了一种救济废疾无告者，为其谋一生路的意思。《废艺斋集稿》这部书是近年来在北京发现的，极其珍贵的是，它还保存了据说是别人用双钩摹下来的一页曹雪芹亲笔书写的序文，不过它的学术和文物价值还有待于继续研究确定。如果考证资料属实，当是珍贵的实物。
曹雪芹性格豪爽，善饮健谈，常和朋辈诗酒往还，可惜他的作品都没有留传下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有题敦诚《琵琶行传奇》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空教蛮素鬼排场。”
曹雪芹爱石，也画石。他的挚友敦敏写过一首《题芹圃画石》诗，说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就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一块顽石吗？
曹雪芹移居西山以后，好友敦敏、敦诚兄弟，还有张宜泉、于景廉等人，常常去看望他，有时他也进城来会见他们。
据说，乾隆二十三年(1758)冬天，曹雪芹曾经应敦敏之邀，到宣武门内太平湖敦敏家里的“槐园”参加过一次宴会。他亲自放起了于景廉带来的风筝。
在宴会上，当时的一位社会名流、吏部侍郎兼管皇家画苑的董邦达很欣赏曹雪芹论画的见解，还给《考工志》写了序，十分赞赏他的才艺，钦佩他的人品，还想推荐他到画苑去任职，但是曹雪芹拒绝了。
在南京长大的曹雪芹到北京后的几十年生活，我们一向知之甚少。
本书编选吴恩裕、胡文彬等人研究曹雪芹在北京生活、著述经历的文章。本书涉及大量文史资料，并以严谨有序的论证分析，结合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全面展现了曹雪芹在北京数十年岁月的风貌。其中论断尚有争议之处，读者不妨自辨。
家住蒜市口
曹雪芹，名霑，字芹圃，号雪芹，又号芹溪，自署梦阮。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于江苏南京利济巷江宁织造府署。他的家是一个接驾四次、得到康熙特殊“恩眷”、显赫一时的世家。
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赶上曹家“盛世”的末期。四五岁时，他家由于康熙、雍正皇位更迭的政治变故受到牵连，开始有了败落的征兆。雍正六年（1728)他父亲亏空大量公款，被撤职抄家并递解回北京。这一年，曹雪芹不过十二三岁，也随同北上。从此，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度过了清贫不屈、辛勤写作的一生。
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交往和写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时期，可惜我们只有通过他的朋友的诗文和一些传闻，约略勾画出大致的轮廓。
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贡院附近，前门外鲜鱼口、东城烧酒胡同原有几处旧房，抄家后雍正亦曾明令“少留房屋，以资赡养”；加上在通州还有六百亩地和张家湾一家本银七千两的当铺，看来生活还过得去。
崇文门外一带充溢着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氛围，既是故衣百货、农副产品的集散之地，也是商贩农夫、游民乞丐、市井豪侠乃至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荟萃之区。曹雪芹以废官家属，家败回京后即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地域环境里，其耳闻目见、交往接触的自然多有下层社会的生活情景和各色人物，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和认识较之在江南时发生深刻的变化，对其成长、思想和创作产生既大且深的影响。即以小说人物而论，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写贾芸路遇醉金刚一段文字，有眉批云：“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
壬午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上推三十年为雍正十年(1732)，正是曹雪芹住在蒜市口期间。曹学芹曾住蒜市口的论断同时也证实了曹雪芹曾寓居卧佛寺传说的可靠性。过去传说曹雪芹家败落后，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多年以来，论者多以曹雪芹是满洲旗人，不能居外城，因而猜想这卧佛寺当是西城旧刑部街西之卧佛寺，即鹫峰寺。现在，清代档案既已证明曹雪芹回京后住在蒜市口，则其“曾居崇文门外卧佛寺”之传说当可坐实。崇文门外卧佛寺，在蒜市口东北二里许。
著书黄叶村
曹家在江南时即与佛门多有瓜葛，雪芹自幼受家庭熏陶影响，与僧尼寺庵交往接触，自是情理中事。迨家败回京后，既住蒜市口，就近访游诸寺，日久与寺僧交契，或在孀母故去、贫穷难耐凄凉之时，寄居卧佛寺中，甚至在此期间开始构思《红楼梦》并写初稿，自有可信之处。试看《红楼梦》第一回便写一寄居葫芦庙中的穷儒贾雨村，说他“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此处大概影射的是曹雪芹寄居萧寺，作文卖字，过午不食的落魄生涯。
不过曹家的先人是清室皇族的奴仆——包衣，又是被抄了家的，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的轻视。曹雪芹虽然在族中家塾或官学学习“正学举业”，却非常厌恶靠科举求“仕途经济”。他工诗善画，高谈雄辩，诙谐幽默，放荡不羁，常和一些愤世嫉俗、志同道合的朋友诗酒往来。这种以“杂学”对“正学”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
到京约十年后，乾隆四年(1739)他家遭到又一次重大变故，终于一蹶不振。青年时代的曹雪芹也最后结束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陷于日益贫困之中了。但是，他亲历了家道急骤中落的变化，开始孕育着“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的宏大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