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庄汉墓所见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
济南章丘洛庄汉墓的发现以及陪葬坑和祭祀坑的发掘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据初步研究，洛庄汉墓为西汉前期的遗存，根据发现的“吕大官印”、“吕内史印”等封泥分析，有可能是汉初分封在济南附近的诸侯国——吕国之君的墓葬，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１８７—１８０年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西汉诸侯王墓之一。虽然主墓室尚未发掘，但由陪葬坑所见的编钟、编磬等精美的乐器已充分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及奢华生活。
除去众多的青铜礼乐重器外，洛庄汉墓中所表现出的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含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遗存主要是出自陪葬坑中马身上的马具或饰品，一般为金质或青铜鎏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鎏金当卢和动物纹饰件等。
鎏金当卢出在第９号陪葬坑，该坑内葬有１０只狗、７匹马，出土了３００余件文物，其中纯金器就有４１件，重达６００多克。当卢在早期文献中又称作“”或“”，而到了汉代已有了“当卢”之名，如《诗·韩奕》郑笺：“眉上曰，刻金饰之；今当卢也”；《急就篇》颜注“，马面上饰也，以金铜为之，俗谓之当卢”等。根据记载中可知是一种安置在马头上的装饰，从考古发现来看，当卢至少在商代就已出现，到了周代已应用的十分普及。洛庄汉墓的鎏金当卢为顶端呈分瓣弧边的长三角形，扁平牌状，镂空透雕一蜷屈马的形象，全身鎏金，制作精美，纹饰生动、细腻。鎏金当卢在汉代诸侯王墓葬的发掘中也屡有发现，但象洛庄汉墓这样的透雕饰纹的形式却不多见，而纹饰中马的特殊形象则更为罕见。
按照发掘者的描述，在洛庄汉墓鎏金当卢上马的形象呈：“造型是一件飞奔的马，但身子却扭曲成龙形”。从形态上分析，纹饰中的马呈呈前肢蹬踏，身体扭曲，后肢向上翻转的夸张变形（左图１）。这种后肢翻转的马的形象虽然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但在北方草原区域却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题材。以往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和宁夏同心县倒墩子等地都曾有类似形象纹饰的发现。其中在西沟畔２号墓这种纹饰压刻在可能是包在剑鞘外的薄金片上（左图３），而倒墩子则见于用作带具的铜饰牌上。在倒墩子编号为Ｍ１４：３的饰牌上，马不仅后肢翻转，而且身躯后半也有类似洛庄汉墓鎏金当卢上那种被认为表现龙形的条索状纹饰（左图２），从而说明这类形象与龙无关，而只是表现马躯体翻转扭曲的一种方式。
除鎏金当卢外，在已报导的材料中，北方草原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还有一件被称作“节约”的鸟喙兽首的金饰。在这件器物上，怪兽的嘴如前端作钩状的长喙，头后端有斜伸的耳廓，头顶上是或似冠或为角的附着物（中图１），显然这是一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怪兽。这种纹饰在中原地区很少发现，而类似的形象在北方草原地区则屡有所见。在西沟畔墓地２号墓的几件金饰片上有这种怪兽的整体形象，如编号为Ｍ２：６０的金饰片上，怪兽整体呈一蜷伏的鹿，但头部却是立耳钩喙且长有大角（中图２）；此外，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一座墓中所出的一件圆雕金质“鹿形怪兽”也具有相同的形象（中图３），从这两件怪兽的头部的构成来看同洛庄汉墓的怪兽形象基本一致，同时也表明洛庄汉墓怪兽头上的附着物也应是多叉的大角。
同北方草原地区有关的动物纹饰件，在洛庄汉墓中还能见到一些，如作鸟首形的金饰，呈钩喙立耳的形象，有可能是怪兽形象的一种简化。相同的饰件在西沟畔３号墓也有发现。
在上述所举同洛庄汉墓出土遗物有关的遗存中，西沟畔２和３号墓的年代据发掘者分析约在战国晚期，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可能迟至秦或汉初；倒墩子墓群的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而纳林高兔墓葬根据排比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这三处遗存都分布在与中原农区相毗邻的北方草原地区，其中倒墩子墓群明确为匈奴的遗存，据考证当属西汉时期附汉的匈奴人；而西沟畔墓地和纳林高兔墓葬的族属也均同匈奴有关。所以洛庄汉墓中所见到的来自北方草原的因素也应当同匈奴的活动有关。
匈奴大约于战国晚期兴起在内蒙古高原，地处北方的秦、赵、燕分别同其有过交往或争战。秦始皇统一七国后，匈奴成为对秦王朝的主要威胁，由此才有了在战国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构建万里长城的由来。秦末汉初，中原内乱、楚汉相争，匈奴趁机发展并不断侵扰北方地区。而汉王朝初立，国力羸弱，政权未稳，特别是经历了“白登之围”的惨败后，为安抚匈奴以求边地的稳定，自高祖以至文、景的六、七十年间，汉王朝的统治者对匈奴不得已而采取以“和亲”安抚为主的政策。遣嫁公主、赠金输物、开放关市，从而使汉王朝换取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洛庄汉墓的年代属于汉初，处于武帝时开始的大规模打击匈奴活动之前的阶段，因此其中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因素，无疑应同和亲、互市的背景联系起来。
由所见资料分析，洛庄汉墓中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的因素大多为金或鎏金的马具或马身上的饰件，由于它们多是成组地系附在马头或马身上，所以很可能是同马一起由北方输入中原的，也就是说洛庄汉墓陪葬坑中的殉马中有可能包含着来自匈奴的良马。由于这些制作精美的金或鎏金的马饰具有较高的规格，而吕姓诸侯王在吕后当政时更拥有显赫的地位，因此它们在中原的出现可能不会是民间贸易的结果，而应当是汉匈官方交往活动的产物。关于西汉初期汉王朝同匈奴的交往，虽然一般多是汉室以宗室女为公主以妻单于，并岁有馈赠，但也有匈奴主动要求修好的情况，如文帝初，冒顿单于就曾遣使修书，献橐驼及马，愿复故约。洛庄汉墓中发现的来自北方草原的马具或者良马也许就是匈奴单于对汉王室的馈赠或进献。
已知的与匈奴有关的文化因素以往在中原乃至南方地区屡有发现，但一般多为匈奴等北方民族所习用的带具，如广州南越王墓及两广地区汉墓中所见的动物纹饰牌等，而类似洛庄汉墓这样成组马具的发现尚不多见。至于到了汉武帝开始对匈奴战争后，随着战利品的俘获和人群的内附，来自北方草原的物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原。例如在尹湾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简牍兵器簿上，就记载了在中原的武库中存放着数以万计的来自匈奴的兵器。
洛庄汉墓所见到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不仅是汉墓中年代较早的，而且性质也比较特殊。根据有关发现，后肢翻转的马和钩喙大角的怪兽等怪异的动物形象在南西伯利亚也十分流行，在著名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冢群中就出土有较多后肢翻转的马和钩喙大角的怪兽的动物形象，甚至在二号墓的男性死者身上的纹身中也有钩喙大角的怪兽形象（右图）。由于这类动物形象在南西伯利亚出现的时间至少不晚于中国北方而表现的更加发达，所以研究者一般认为这类纹饰的起源地可能不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根据从不同区域的有关动物题材的传统和艺术风格分析，这类怪异形象虽可视作阿尔泰艺术的重要因素，但更深的根源则可能要到欧亚大草原西侧的斯基泰系统文化中去探寻。
广袤的欧亚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随着早期牧人的流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与传播，西伯利亚卡拉索克文化同中国商文化的联系已为广大研究者所了解，在巴泽雷克古冢群也发现有产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四山纹铜镜，怪异动物形象纹饰的发现则将这种联系延伸的更远。由于洛庄汉墓的年代为西汉初年，说明早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汉王朝就有可能通过北方的草原之路同西方发生着联系，洛庄汉墓中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所向今天传达信息的重要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