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定位 学术研讨会综述

９月２４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数十名中外考古学家围坐一起，研讨“考古学的定位”问题。

考古学研究久远的过去，而且诞生已近２００年，是人文科学中成熟最早的学科之一，对改变世界的神创学说以及进化论等进步思想的确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一直是人类知识进步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考古学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发展了一整套严密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今天，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考古学家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在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的时候，习惯于回头看的考古学家竟然讨论考古学的定位问题，是否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非也。

其实考古学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国内大家一度很感兴趣的新考古学，实际上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宾福德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一代对传统考古学的一次反叛，其间，宾福德喊出了“美国的考古学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的异常激进的话，在当时的确通过借助人类学的理论优势，极大的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连宾福德本人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最近于美国考古学年会上召开了一次专门的研讨考古学定位问题的会议，宾福德也是参加者之一，他表示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时代已经结束，考古学只有成为一门独立的与人类学平起平坐的学科，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而且面临的情况与美国不尽相同，因此当然也存在一个给自己定位的问题。正因于此，由唐际根、荆志淳博士等策划、邀请了一些中外学者与会，结合国际考古学的大背景和中国的实际，探讨中国考古学的定位问题，应该说是很适时的。

考古古所副所长王巍博士主持了研讨。

曾经主持了美国“考古学定位”研讨的詹姆斯·魏斯曼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本来打算亲自与会，但临时因故未能成行，特委托荆志淳博士介绍了美国考古学年会上考古学定位问题讨论的概况，作为这次会议的铺垫。詹姆斯·斯图尔门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从考古学的历史、定义、研究的目标与内涵、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依据；安志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它目前的学科地位以及考古学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仇士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谈了科技考古在考古学中的定位问题，他以碳十四测年为例，指出科技考古的具体操作、资料的解释等都需要和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等背景信息及研究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得出更加完整、科学和更有意义的认识；美国著名的地质考古学家拉普教授（明尼苏达大学）谈了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大部分考古学家越来越专业化，研究面越来越窄，没有多少机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应该改变目前考古学的教育体制，要扩大考古学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知识面，不要过早专业化，要让他们拥有实验室的经验，以应对２１世纪考古学发展的需求；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则认为，对于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人文科学的意识和素质尤其重要，科技考古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相对而言，从自然科学转过来的学生成长为科技考古的人才要更难些，因为学会对材料提出合适的关于人类行为与文化的问题比学会处理资料要更加困难；

没有与会的澳大利亚学者蒂牡·莫瑞（拉楚布大学）提交了书面发言，他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未来定位必须关注考古学理论的探索，理论是考古实践、认识论、形而上学和方法等的核心。西方的考古学史证明，理论对考古学的发展是有益的，而中国年轻一代中目前正普遍存在一种对理论的渴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考古学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关于理论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和考古社会学的讨论。

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以唐长安城圜丘和含元殿的发掘与研究为例，探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关系，她特别提醒大家探讨考古学的定位必须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联系起来，在考古发掘中就要考虑到资料的将来处理、展示，遗址的保护规划等问题，考古学必须融入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大潮之中。

殷玮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则认为，不管考古学如何发展，研究对象和内涵如何扩大，都应当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坚持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动摇。

唐际根、许宏、赵春青、王小庆、吴耀利、刘煜和日本学者难波纯子等也作了发言。

最后，王巍代表考古所对会议研讨的要点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