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还是潜在的敌人(3)

在伊格纳季耶夫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就中俄东段边界进行交涉的同时，沙皇俄国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策划与指挥下，对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等地区疯狂加以实际占领。[29]面对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提出的强烈抗议，伊格纳季耶夫辩称：“乌苏里江右岸自瑷珲订立和约，谕旨准行后，已属本国，业经本国占据。”

在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屡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不得不改变原有想法，等待时机，以便再次同中方交涉，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伊格纳季耶夫看来，“只有让英法联军对中国人给予沉重打击，提出可怕的要求；然后在俄国的建议下，英法联军降低要求，并同意和解时，中国人才将会感激他们，在慌乱之际同意俄国的一切要求。”此间，沙皇俄国政府外交部指示伊格纳季耶夫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要像普提雅廷1858年所表现的那样，竭力以“调停人”身份出现，从中牟利，并同意其暂时离开北京。1860年5月，伊格纳季耶夫离开北京前往北塘，后转至上海，以便加强与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联系。8月，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新河与军粮城，造成大沽失陷的同时，“为维护沙皇俄国的利益，在英法联军与中国清朝政府谈判间制造矛盾；阻止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中达成协议；向中国人证明只有沙皇俄国可以挽救中国”，伊格纳季耶夫主动赶往天津做谈判“调停人”。为利用英法联军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压，达到沙皇俄国的侵华目的，伊格纳季耶夫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向其提供北京城区平面图及北塘至北京的线路图。9月，当中国清朝政府与英法联军的谈判破裂后，在英法联军占领通州，进犯北京的同时，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无奈，同意伊格纳季耶夫参先前提出的调停要求。

1860年10月，当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城后，主持朝政的奕欣求和心切，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出面调停，并表示同意“与贵国之间未尽事宜，将任命大臣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此乃对双方均有益处。在中国清朝政府同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数天后，伊格纳季耶夫即向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提交了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基础。尽管中国清朝政府代表明知其提出的条件苛刻，但对俄方的要求未提出异议。11月14日，在咸丰皇帝谕准之下，奕欣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确认了中国清朝政府以往拒绝承认的《瑷珲条约》效力，同时也承认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领土的彻底占领。《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为沙皇俄国进一步侵占中国西部地区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正是以《中俄北京条约》为基础，沙皇俄国在1864和1881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等侵占中国西北地区近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二 中俄两国对沙俄侵华历史与领土与边界问题的不同认识

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我们并不否认俄罗斯历史学界友人经常称道的，中俄两国400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自近代以来沙皇俄国政府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从中坐收渔利的事实。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穿梭与交战双方，获得西方列强梦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各种利益。这就是大量俄国著作中所提的“俄国外交的胜利”！无庸讳言，沙皇俄国在近代的对华政策，就是一个侵略的政策，一个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政策。

俄罗斯俄中关系史学界对俄中关系的历史沿革，长期以来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相继出版了一批专题著作。一些著作对沙俄的侵略行径大肆颂扬，将哥萨克武装分子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骚扰，辩称为“开发”与“探险”。另外，一些著作否认中俄两国通过谈判，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认为沙皇俄国政府是在中国清朝政府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而且条约签订期间中俄双方对当时的地理概念并不十分清楚。正是以该理论为依据，有相当一部分著作认为，沙皇俄国政府在19世纪中叶后，以武力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让领土条约，是俄国收回失地的平等条约。但我们同样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中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是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二十世纪60年代末，因国家利益的冲突、意思形态的分歧，导致中苏国家关系恶化。此间，根据苏共中央关于重新撰写中俄关系史的一系列具体指示，苏联历史学界在短时间内出版、发表了大量中俄关系史的著作与文章。这些著作的目的就是不承认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的领土侵略；中俄两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领土问题，相反中国方面提出的领土和边界问题是中国“大汉族民族主义”思想的膨胀。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史学界当年形成的这些观点直至今日在俄罗斯国内仍还具有广泛影响，那就是“《尼布楚条约》是在中国清朝政府武力威胁下签订的”；该条约“迫使俄罗斯使团将属于俄罗斯40余年的黑龙江中下游部分，左岸支流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割让给了中国”；“《瑷珲条约》的签订对俄罗斯与中国清政府调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它阻止了在东部地区出现边境冲突的可能性，使得俄罗斯外交在后来与中国清朝政府的谈判中能够依照《瑷珲条约》的条款行事。”《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俄中两国向确立准确与长久边界迈向的一大步，结束了两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就阿穆尔地区和未划定土地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