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为何称为“虎狼”之国：东方六国的文化歧视？(3)
可见，“虎狼之秦”的观念，是在战国晚期六国与秦之间产生的，是东方六国只针对秦一国而形成的观念。
战国晚期，东方各国在秦国东侵的威胁之下，曾试图联合组织多次对抗秦的运动，在这一系列对抗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合纵”运动了。关于“合纵”，我们在《战国策》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东方六国的合纵，普遍都被称为“纵亲”，如《秦策四》载楚人黄歇说秦昭王曰：“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苏秦说楚威王曰：“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又云：“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张仪说楚王：“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战国纵横家书》第13章亦载乾（韩）(上日下寅)献书于齐说：“使从亲之国如带而□。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等等。
东方六国合纵称为“从亲”，背弃了这种关系，在当时则被称为“负亲”，如《赵策四》“五国伐秦无功章”，还有如《赵策一》“张孟谈既固赵宗”载：“耕三年，韩、魏、齐、燕负亲以谋赵”。所以合纵各国在《战国策》中彼此互称兄弟，所谓“今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从《战国策》的记载看，显然，秦是被排除在东方各国结成的这一集团之外，不被列于兄弟之国。所以《战国策》记载东方国家合纵时，常又常称为“一纵”、“一天下”或“一”，许多时候即用“天下”一词来指代六国，俨然自成一统。这里，东方六国与秦彼此的分别与对立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战国晚期东方各国以合纵这样的形式在军事上与秦对抗的运动，并非自始至终都存在，东方六国因与秦国在军事上对抗而被迫联盟的关系，也从没有使东方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结成过一个真正稳固的营垒，至于六国真正全部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有效的军事行动也为数不多，六国与秦之间和、战迭存，六国彼此之间也是和、战不断。在风云诡谲(jue2)的战国晚期，任何政治、外交或军事上的联盟都显得那么短暂和不稳定。我们认为，“虎狼之秦”这一观念的产生，除了与秦有军事上对抗的因素外，还存在着非军事方面的因素，即六国对秦国文化的抵制和对抗。“虎狼之秦”的观念，正表现了东方各国对秦国东侵在军事和文化上引起的双重恐慌。
“合纵”运动在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在军事和文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六国彼此结成的一种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东方国家一旦存在和秦国的对抗，“虎狼之秦”、“纵亲”、“一纵”等这一系列观念就跳跃而出。六国与秦在战国晚期军事方面的对抗，这里本文不作重点阐述，我们下面主要从六国在文化上对秦抵制的角度来加以讨论。
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与中原诸国交往较少，虽然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可能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收周余民”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但我们认为秦对周文化的最终吸收和继承不宜夸大。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与秦国相比较，东方各国尤其如齐、鲁诸国，则较多的保留了周文化传统，它们可以说仍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在战国晚期频繁争战的背后，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正是通过“虎狼之秦”、“纵亲”等这些观念，使我们已隐约看见六国与秦两种文化上的对垒。
这种文化差异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从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意识等多方面来加以考察。首先在制度上，与东方各国相较，秦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其中最突出的是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而宗法制正是周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战国以后虽然东方各国的宗法制渐趋衰落，但这一制度对东方各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等等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秦国却缺少严格的宗法制，没有血亲关系的分封制，而施行功利性的奖励军功封爵制，任贤而不任亲的做法也比东方各国鲜明，所以六国人在斥骂秦国时，说秦是“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在思想学术上，钱穆把先秦学术分为“古官书之学”（主要是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儒学）和“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前者盛行于东方齐、鲁诸国，后者遍及中原三晋。战国以后的秦，其统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人们议政，在意识形态上以法家思想为一统，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儒家被视为五蠹之一，儒、墨都不容于秦。进入战国以后的秦，在其统治中逐渐形成了反儒的倾向，当时荀子就已指出秦国“无儒”的现象，东方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乐是秦统治者所看轻的。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在思想学术上达到的水平是不高的，学术的讨论缺少自由的空间，更不用说达到东方代表性国家如齐国稷下之学那样的学术繁荣。秦国任用六国的士人，也是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很少有入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