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关尹子》九篇的真伪
三、关于《关尹子》九篇的真伪
史志最早著录《关尹子》九篇的是《汉书·艺文志》，刘向《列仙传·关令尹》作《关令子》九篇，均谓“尹喜”撰。“尹喜”其人既属于虚乌有，故学术界多定为伪书。蒋伯清《诸子通考·关尹子考》说：“关尹自著《关尹子》之传说，则又由老子为关尹著书而增益变化以成；故《汉志》所录之《关尹子》，已是秦、汉间方士所撰之伪书。”是否这样，也只是一种揣测。汉以后，《隋志》、《唐志》皆不著录此书，盖已亡佚久矣。蒋伯潜认为所以早已亡佚的原因是“盖以本无足观”，是没有什么内容，不受社会重视造成的。到南宋孝宗时，徐兢之从子徐蒇得《关尹子》于永嘉孙定家，此本前有刘向校定序，后有葛洪序，即流传至今的《关尹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解题》卷九说：“案《汉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徐蒇子礼得之于永嘉孙定，首载刘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后序，未知孙定从何传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类向文。”疑为孙定伪托之作。宋濂《诸子辨》亦疑为孙定所为，说：“书前有刘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旣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也。间读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伎家，而借吾儒言以文之，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聃之时无是言也，其为假托，殆无疑者。”胡元瑞《四部正讹》辨之更详，说：“蒇、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非卑}实有其人，或俱子虚乌有，亦未可知也，篇首刘向《序》称‘浑质涯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则使人冷冷轻轻，不使人狂’等语，盖晚唐人学昌黎声口，无论西京，即东汉至开元亦无有也。至篇中字句体法，全仿释典成文。如‘若有人起生死心，厌生亡心’等语，无论《庄》、、《列》，即《鹖冠》至《亢仓》亦无有也。且《隋志》既不载，新、旧《唐志》亦无闻，而特显于宋，又颇与《齐丘化书》相似。故吾尝疑五代间方士掇拾柱下之余文，傅合天竺之章旨，以成该书。虽中有绝倒之谈，似非浅近所办；第云关尹，则万无斯理。”认定是五代间方士所造伪书。《墨庄漫录》载黄庭坚持“寻师访道鱼千里”句，已称关尹子语，也认为此书不出于南宋孙定，疑为唐、五代间方士解文章者所为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则持不同见解，说：“如谓为唐、五代方士所为，何以沈沦数百年，不为一人所见，直待黄庭坚然后用之耶？”认为“此书其出最晚，其词甚近，盖为宋之文士所作，与《子华子》等文笔亦不相上下，其非唐以前古书，可望而知之，不必论其用字也。若如宋濂之言，则‘婴儿蕊女’、‘金楼绛宫’等字，六朝以下诸道书常有之，可谓《关尹》为六朝书耶？《子华子》之出，尚早于《关尹》，然以朱子攻之甚力，至于此书，乃颇爱其文辞职。除《提要》外，如马骕纂《绎史》，不采《子华子》，顾独谓《关尹》虽伪托，而名理殊有可采。张之洞作《书目答问》，以《鬻子》、《子华子》、《尉缭子》皆伪书不录，而谓《六韬》、《关尹》、《邓析》、《燕丹》伪而近古。以宋人之作与先秦古书并论，且谓之近古，不知其古安在，此非浅学如余者所能解也。”肯定《关尹子》为宋人伪作，不能与先秦古书并论。
余读《关尹子》，其《七斧篇》中引用一些典故，如“土鬼可语”乃指汉桓帝时方士栾巴呪庐山庙中之泥朔神鬼，使托“土鬼”言祸福的野狸精现形；“杯中钓鱼”乃指东汉末左慈以铜盆贮水，为曹操钓鱼的故事；“豆中摄鬼”乃指晋郭璞撒豆化为赤衣鬼，又以符为神将，——缚鬼投井中的迷信传说；“画门可开”乃指唐吴道子为太宗作泼墨画，画中岩下有洞门，太宗敲门，其门忽开。可见今存的《关尹子》，乃出唐代以后。唐代佛学繁荣，道教与佛学交融宗教哲学理论及用语，这是事实，如唐代道士王玄览的《玄珠录》，便融入了佛学思想，这体现佛、道理论的融合，也体现道教义理发展的趋向。再如五代的道士陈抟，也是深谙哲理、融吸佛学的学者。这些道教学者兼融儒、释、道，亦习道教丹道方术，故此，我以为《关尹子》极可能是王玄览、王太霄、陈抟这一类道教学者、炼师之所为。他们也不是凭空造构，而是依据先秦至魏晋古籍如《庄》、《列》、《吕氏春秋》等所记载的资料，而增以演绎阐发形成的。故今存《关尹子》与古籍所载“贵清”的关尹尹子思想，基本上是{月勿口}合的；今存本《关尹子》的特色便是融入了佛学思想，这是成书时代的思想烙印。张之洞《书目问答》谓《关尹》“伪而近古”，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