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不再纠结：每周休息一天－业内资讯(2)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令人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两代人对比

第一代 第二代

精神特点

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

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

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

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

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新生代者自白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然而，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生存常态。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他们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富士康漂亮的数字

企业快速扩张员工工资低飞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代工企业的普遍问题

工资调一次任务却增加更多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说，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代工者只能赚取人力成本差

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产品毛利率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仅为5.9％，一路下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与尊严生活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

“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