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建国后的遭遇
“双枪老太婆”建国后的遭遇
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但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dang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进入妇联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做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办了一个缝纫社，缝纫社里大多是烈属，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
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陈联诗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革命，“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dang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农场风波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其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运作，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dang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承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dang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dang性原则的举动。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dang！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dang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遭到“劝退”
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dang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dang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置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一个年轻dang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dang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dang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dang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dang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dang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ge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dang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dang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dang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dang籍，永远不许重新入dang，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恢复dang籍
陈联诗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dang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dang”的前提条件，是dang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dang”。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dang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dang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几乎说不出话来。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dang”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 年的时间在找dang，没想到找回来的dang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陈联诗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dang申请书”，即第 42份入dang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dang老dang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dang籍。此时离她“退dang”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