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歌神陈奕迅专访：一个偶像和几点现象
许多人听闻陈奕迅即将在6月18日于工人体育场再次开唱时，纷纷心存疑虑，为票房担忧，但陈奕迅面对这个问题时，没有面露难色，“其实我很有信心，如此精良的团队为我做准备，我能做的也只有尽足自己的本分”。
随着音乐市场的整体萎缩，实体唱片销量早已不是投资者算盘当中的份额，与此同时，数字音乐和演唱会门票的销售也渐渐接近命悬一线的地步。因此，能在容纳四五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也成了许多歌手一生当中的终极梦想。前些年，这座场馆每隔一个月就会因为演唱会造成一次跨越东四十条与长虹桥的区域性交通拥堵，但近两年来，只有周杰伦和纵贯线敢于登上这个颇具票房风险的舞台。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陈奕迅在十个月内连续两次登台的魄力。
来自外界的最大质疑其实并非票房，而是演唱会的内容具体呈现。翻阅过去十个月有关陈奕迅的新闻，会发现他对于时间的把握确实异于常人，除了其他地方的巡演，还包括广告代言、新专辑录制、宣传通告、颁奖典礼，同时还拍了一部《金钱帝国》(香港版 美国版)。于是许多人都在问，他是否能为差不多的听众带来不一样的内容，是否会制造出有别以往的新鲜感。然而陈奕迅所作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不到一年再次开唱，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不过我的演唱会并非自己一个人再忙，而是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制作团队在后面支撑，他们会让灯光、舞美、演唱曲目的花样翻新，毕竟我自己也需要新鲜感，到北京站已经是第二十四站的第四十二场，不希望自己也觉得腻。纵然如此，还是会在原有基础上做些保留，因为我坚信还有很多人没看过我的演唱会，他们需要那些熟悉的老东西。”当然，除了这些主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差别，那便是天气，这次的七月中旬正值酷暑，没有上一次九月下旬秋分之后的舒适，因此演唱会的服装成为了一个悬案，还要等到临近开始时才能做出最后的定夺。
粤语歌更受欢迎
抛开诸多外因，仅从音乐的角度出发，演唱会最受关注的依然是国粤语歌曲的比例问题。为了内地市场的需要，陈奕迅曾经刻意出版过许多国语唱片，但不可否认地是，很大一部分内地歌迷更加青睐他的粤语作品。首当其冲的原因与词曲创作者所处的环境有关，无论是负责作词的林夕、黄伟文、周耀辉，还是负责作曲的王双骏、雷颂德、郭伟亮，他们纷纷来自香港，熟悉粤语语境，因此创作过程当中的叙述方式和韵脚处理也都更加符合此种语言体系下的习惯，相比之下，这些人创作出的国语歌曲却总显得有些蹩脚。陈奕迅显然也被这个问题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些时候会因为当地较为明显的需求进行调整，大多数时候就采取一半一半的方法，但我知道，无论怎么分配，永远满足不到所有人，时间长了，反而觉得先满足自己比较重要。”
陈奕迅曾就国粤语歌曲的问题做过一次实验，“这个制作的野心特别大，出发点非常新奇，想要把同一个旋律分别做十首国语十首粤语。但后来因为时间问题，最终变成了2006年11月的《What’s Going On？》和那之后半年的《认了吧》”。不过这两张唱片当中的大部分歌曲依然呈现了相同旋律下的不同歌词，甚至为了凸显这种对比，刻意让一些歌名以对偶的形式出现（例如《最后的嬉皮士》和《第一个雅皮士》、《白玫瑰》和《红玫瑰》、《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因为有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主题曲《呼叫转移》的衬托，使得这两张专辑以实验为动机的唱片有着不错的市场反响。与此同时，它也从细微之处折射出国粤语创作的差别。相比起国语歌中的大情小爱，粤语歌的歌词在话题上更加广泛，尤其是把同一编曲的国粤语版本相互比较的时候，会发现国语版本总是欠缺锋芒与锐气。这样的差别不仅源于两地听众的习惯，还包括审查制度的左右，《裙下之臣》和《解药》分别讲述了窥视狂的经历和鼓励出轨的心理，但在大陆引进时，这两首歌像肿瘤一样被无情的切除。
香港乐坛题材多变
香港的审查制度没有这么小心翼翼，因此孕育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尤其是近些年，流行歌曲的主题趋于多样化，谢安琪和陈奕迅是其中的代表，《囍帖街》直指香港的街道规划改造缺乏人性，《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讽刺女友对男友的过分要求，然而这类批判和暗讽在十几年前只能是AMK和ANODIZE等地下乐队的小众话题。“如果能用音乐来引起社会的关注，通过音乐分享一些正面的讯息给大家，一定是件好事。就创作过程而言，我常用贱形容自己，越是叫我往东，我就越想往西。当大家都做同一类东西时，我就想找一个新的放向，找一个新的门来开。”
的确如他所言，1996年陈奕迅刚出道的时候，所有的流行歌曲都逃不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似乎爱情就是亘古不衰的永恒话题，但他却在首张同名专辑里用《游离份子》描写一夜情，用《爱情，幼稚》展现出对于情侣相处学的疑惑。没过几年，他又通过《第五个现代化》质疑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纵然如此，生意大于情意的唱片公司还是要把握商业与兴趣的平衡，不能任其自由发挥。“如果公司觉得某一首歌会红，我也会配合去做，会努力把这个歌的意思诠释出来。于是当我有自己的喜好和偏爱的时候，公司也会尊重我的意见。反正一张专辑有十几首歌，完全可以做到让双方都满意。”其实做专辑对陈奕迅来说不是终极目的，每张专辑做完之后一定会有瑕疵，但专辑之后的演出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弥补唱片当中的不足之处。“现场的声音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是一个直接的互动。我觉得编曲如果改一下，比如将原来钢琴变成现在的风琴，感觉就会很不同。我觉得我们会经过很多想法和考量，才会有专辑这个录制品，但做Live始终是我的最爱。”
QA：
什么时候开始在专辑或者歌曲里放进自己的想法，参与自己的意见？
应该是从《我的快乐时代》那张专辑开始的，那个时候开始加入自己的意见，跟他们沟通。我最主要的以及永远的出发点都是我想和谁谁谁合作，现在所有90年代的制作人我都合作过，下一步就是和80年代我刚开始懂得听流行音乐时的那些音乐制作人合作，比如林敏怡、林敏骢、顾家辉、郑国江。
出道这么多年，唱了几百首歌，许多话题都被你诉说过，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你一直想唱却至今未唱的主题？
婚外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题材，而且已经做好了，黄伟文的词和Eric Kwok的曲，可是担心别人会通过我的作品指责婚外情之类的麻烦。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演绎一首歌的时候并不需要拥有相关的经验，我很幸运有许多机会可以把我没有经历过的感觉唱出来，看到歌词就像看书一样，你不一定非要经历过才能体会到。
除了唱歌，你还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请问你对现在的香港电影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有品位的东西，但如果粗制滥造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好，但是审美的角度很主观，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品位，从内涵出发的事情是可以培养的。叶念琛执导的讲述香港年轻人恋爱关系的《我的最爱》曾遭到了很多负面评价，但我有一次在飞机上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很受感动。还有《南京南京》，就像一个时光隧道一样把你带回到那样一段经历中，你会有所启发，其实战争真的会带来很多的伤害，战争永远都是双输的。所以不要动粗，和谐真的很重要，电影里虽然手法很残忍，但是记录了那个年代。
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Allegro Opus 3.3 am》，提到了许多香港词人，也归纳了他们的特点。能否从你的个人角度而言，谈谈那些与你经常合作的词人？
林夕的词视野宽阔，常常一上来就是唐诗宋词，但在道明一些社会现象时却是字字犀利，他的知识太广了，很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也很清楚人性。相比之下，黄伟文用字就浅白得多，但你觉得那种感觉很到位很容易产生共鸣，《活跃症》和《冲口而出》都是完全在写我的，我和黄伟文有一些地方比较像。周耀辉写的歌词虽然很多也是情歌，但角度完全不同于林夕和黄伟文，他常常会带有很多疑问性的话，比如《第五个现代化》，他将爱情形容为第五个现代化，字里行间一直在质疑爱情能否被现代化的问题。还有这张专辑的《今天只做一件事》也很有意思，香港那么繁忙，匆匆来匆匆走，有可能每天只做一件事吗？他的歌词其实很深刻，让人可以继续思考的空间很大。
在国内KTV点唱的时候，点击率最高的还是《十年》、《K歌之王》这些老歌，很想知道现在的你怎么看待那些作品？
以前觉得唱这些歌会很腻，尤其是放伴奏带的时候，完全没变化，也没新意，但我后来提醒自己要专业一点，还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新的歌来唱。现在再唱的时候，我会有意调整，比如先唱一首《沙龙》，再唱《十年》，心情就会好一些，因为刚刚有爽过了，于是就能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