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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gong党史上三大叛徒

王朝娱乐·作者佚名  200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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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中gong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身居要职的“著名叛徒: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他们的结局都很可悲。

【dang史上最受唾弃的总书记向忠发】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首先供出了中gong五大上入选中gong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

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到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dang。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dang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gong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gong中央。由于dang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dang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gong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dang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gong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dang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dang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gong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dang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dang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dang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张国焘:命断老人院】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dang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dang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dang投靠国民dang上,上演了一幕“中gong缔造者反对中gong”的丑剧。

张国焘叛dang投靠国民dang上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gong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dang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gong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dang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dang上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gong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相关人物:王明亡命天涯】

1956年1月30日,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dang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dang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dang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dang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着没能“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王明这位在dang史上曾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今却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新圣母公墓有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鲁晓夫等的墓。

王明的夫妻合葬墓碑上雕刻着他的一尊青铜头像,花岗岩的碑座上刻着几行俄文:“王明——中国共产dang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由此可见,前苏联共产dang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呢。墓碑前,摆放着几束尚未凋零的鲜花,看来还是有人经常前来拜祭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的。【张国焘投蒋】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dang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dang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16日上午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dang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dang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dang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dang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dang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dang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dang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dang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gong”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dang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dang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dang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dang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dang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gong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gong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dang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顾顺章:中gong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dang。

1926年被dang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dang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dang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dang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dang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dang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gong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dang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dang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dang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gong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dang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gong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dang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gong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gong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紧要关头,陈赓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军中任团长、师长。翌年,他因腿部再度负伤,化装回上海治疗,伤愈时去电影院被顾顺章发现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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