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被捕经过？
1970年，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这就是当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次全会上，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北京。他闷闷地步入长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陈伯达到郊外散步，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引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了医务所了。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意思)。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八三四一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陈伯达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音是陌生的。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不由分说像抓小鸡似的，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汽车出了北京城，驶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秦城监狱。
在监狱门口他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不愿进去，大喊了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那么，他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儿”呢？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直至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6日才转到平山。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山县叫到那里。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飞机轰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个人也来了，都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墙也坍了……
后来，陈伯达说：“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儿’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四周高墙、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衣食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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