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看 中国高校教师的身份危机是？
虽然教育部一再否认教育应该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把责任都推在教育部身上也不公平，中国高校教师的身份危机主要是时势使然，中国作家头上的光环消退得比高校教师更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丧失了“单位”(各级“作家协会”)人资格，成为文化市场的自由“打工者”。
与其相比，高校教师的身份失落很可能更彻底。作家毕竟由此摆脱了单位管理权力的控制，教师则面临着市场法则与权力宰制的双重精神压力。
张鸣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对中国高校有一个苛刻的比喻：“有些大学就像一个衙门，教师不过是三班衙役，跑腿站班都归你；机关人员是书吏，多少有点收发文牍的权力；而学生则是那些交钱送粮或者调皮捣蛋的良民和刁民。这里既没有多少赢利的问题，也基本用不着讲究效率和办学质量问题。领导虽然说是要爱民如子，但实际上打板子挨处罚的都是老百姓。”[2]
显而易见，中国高校教师无法摆脱单位的控制。他们或许应该及早放下精神贵族的架子接受单位——大学“打工者”的身份。
从国外高校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学来看：大部分学校仍然坚持了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科研管理方式。英美德日等国大学主要以定岗的“责任教授”为中心，组成学科梯队。责任教授集人事权、财权于一身，既是教学科研的带头人也是微观教学管理的枢纽，同时为教学质量对学校和公众负责。在聘在岗期间，责任教授享有很大的管理权力。由在岗责任教授组成的学校教授委员会则对学校的重大决策，甚至对校长人选行使监督与否决权。为了保证权威教授或大牌学者的学术地位，不少欧美大学特别设立了“终身教授”的岗位。其用意便是让这部分精英学者超越于种种以时间为单位的考核式管理，保持其学术精神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这种模式自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比如可能出现对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压制；出现精英学者的学术专制与僵化现象；等等。但欧美大学之所以仍然坚持这种制度，显然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不足以瓦解它所带来的好处。
曾在美国访学的学者在比较两国间的高等教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都是基础学科性质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大领域，以数理化生为主的自然科学，以社会政治经济心理为主的社会科学，以及以文史哲为主的人文学科。而现在国内所谓的热门专业，在国外都是属于‘职业学院’，比如商学院、新闻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等。”[3]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在大学二三年级单单只分文理两类，学生要经过类似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之后才能选定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显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家长不答应。他们在社会急剧市场化的背景下处心积虑地设计子女的职业出路，已经形成了社会上什么职业热门就逼着子女报考什么专业的心理定式。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设计者已经丧失了对抗这种短视“民意”的勇气；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强大的人伦关系使大多数的高中生仍被社会视为“孩子”而不得不听命于家长的安排，尽管他们已经到了或者接近法定的成人年龄。
应试教育与市场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考试经济”、“教育产业”在没有行政命令的支持下如此的势不可挡，很能说明问题。如今，从上到下谁都看出了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可就是拿不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好办法。这就使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改革陷入两难之中。而这种无所适从的惶惑感注定要传递到教师身上。
我们要问的是：
这是中国高校可能的发展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吗？
为了规模的扩张和毛入学率的提高我们应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1]新华网武汉2004年12月5日电讯稿。
[2]张鸣：《是什么让北大教授们集体不满》《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1期
[3]孙向晨：《大学教育何以为大学教育》《文景》2004年第4期
参考资料
http://learning.sohu.com/***********/n***********.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