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灭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问题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武宗灭佛也考虑到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卷18《武宗纪》。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贞观政要》卷10《慎终》。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最后，他命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政治问题也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13页。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虽然极其肤浅，不值得一驳，但能够屡次谈起，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这又说明，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后又灭佛。到了唐代，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决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又决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须更为先后”。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又决定：“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景云二年(711年)，睿宗又决定：“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唐会要》卷49《僧道立法》。这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其教义的理论深度远远超过道教，故而能够取得上层社会人士的信仰。从另一方面说，教义的某些内容也颇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说，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只要信佛，一切罪过，甚至死罪，也可以幸免。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见绌。

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佛教宣扬只要信佛，死后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则扬言人可以长生不死，信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后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个世界去，无法验证；长生不死则实在不能实现。这就决定在争取广大群众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黄永年：《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见《佛教与中国文化》。

长生不死虽然不兑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远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总对长生不死抱有一线希望。同时，他们对道士所开的无法办到的仙药，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认为自己可以得到。例如，会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为武宗开的仙药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武宗却派人四处寻找。八月，又“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被道士诳惑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由此可见，道士为皇帝炼制长生不死药的手段，确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实上，确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清人赵翼总结说：“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也。”但是，唐代皇帝并未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又“以身试之”。太宗因服药后，“遂致暴疾不救”。“宪宗又惑长生之说”，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饵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刘从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带采药。武宗更“早好道术”，即位后又召道士炼丹药，结果又为丹药所误而亡。宣宗虽然杀了道士赵归真，还有人劝他“方士不可听，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以致“疽发背而崩”。“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谓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廿二史■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视道士炼丹制药，几乎为其所误。

赵翼的论述颇为深刻。正是由于皇帝“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虽然在理论上难以战胜佛教，但在这方面却能迷惑执迷不返的皇帝。不难看出，武宗崇道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过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总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贪生之心太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到唐初虽已衰落，但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李渊家族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道教祖师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为李唐皇室的祖先。这样一来，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义上的优势，使道教难以匹敌。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优势排斥佛教。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赵归真在敬宗时受到重视，武宗早就和他相识。李德裕曾劝武宗说：“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缘归真在敬宗朝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武宗拒绝道：“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对赵归真的非议，而且赵归真在被文宗贬往岭南以后又被重用，可见武宗重视赵归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武宗灭佛是从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开成五年(840年)秋，武宗刚做皇帝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还进行崇道活动。当时就有人反对。“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武宗置之不理。这主要是道教长生不死的骗术对他产生的诱惑作用。他重用赵归真等道士的原因也在于此。《唐语林政事上》载：“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上惑其说，遂有废寺之诏。”《旧唐书武宗纪》也说：“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这都说明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十分迫切，从而使他相信道教，排斥佛教。

武宗崇道的思想是与日俱增的。会昌元年(841年)六月，他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并令其与赵归真于禁中修法录。会昌三年(843年)五月，筑望仙观于禁中。会昌四年(844年)三月，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由于武宗迷信道教，以赵归真为师，所以，赵归真常在武宗面前“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会昌五年正月，“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殿)”。《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武宗仍然一意孤行。

崇道的同时，又生排佛。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崇道与灭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会昌二年(842年)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必须还俗。敕文还规定：有财产的僧尼，要没收其财产，不愿被没收者，必须还俗为两税户。很明显，这是政府与佛教在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为眩玄的僧人自称可做“剑轮”，并谓可领兵打败回纥。结果他做“剑轮”失败，武宗将其斩首。此事更促使武宗灭佛。

会昌三年(843年)九月，因惑疑昭义节度使押牙■孙削发为僧，两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还俗，甚至不少僧人被杀。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还规定：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许置供及巡礼。另外，还对这些地方的僧尼进行检查，凡“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闻奏”。还严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

会昌五年(845年)三月，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首先，规定天下寺舍，不许置庄园。其次，又令检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财产情况如何。对诸寺的财产及货卖奴婢的收入全部没收。最后，又迫使几乎所有的僧尼还俗或失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