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怎么回事？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