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为什么拜武神?

以前我也不明白他并不是财神,为什么商贾们还要拜呢?看了我想你就会明白的.

由于社会各界对关公的无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和仿效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领域。在这一历史时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渗入了对关公的崇拜和仿效。在当时社会，祭祀和崇拜关公，成了一种极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宋代社会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难时刻，就多次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会中，并非少数。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都对关公的“忠”、“义”思想和行为予以褒扬，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对宋明以来新兴的工商阶层而言，他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信”和“义”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以信为本”和“以义制义”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原则，遏制了利欲对道德的吞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从关公身上发现了足以使他们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谓“无不弃旧从新，乐为之死”，“金银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禄“不足以动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义、道义，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启超所指出的：“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对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元人郝经早已指出：“（关公）所在庙宇，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关公为象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广泛流行，在宋元以来的社会中，也对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维护等级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宋明理学、道学中禁欲主义的唯心道德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犹如江潮击岸，在宋元以前旧儒学和宋明以来新儒学的道德大堤上，冲开了不少决口。路见不平便应拔刀相助，世有压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这就犹如从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建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起义一样；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义气相投，相互忠诚，忠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而不必恪守原来官尊民卑的森严等级限制，这就如绝大部分聚义梁山的好汉那样；人与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义”即可，这就犹如明清晋商所津津乐道的既“以义制利”而又“从义生利”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宋元以来关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