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正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特定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认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到实施，情况将比现在要好得多。因此，意识形态与政治科学不同；它不是努力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古典保守主义似乎是个例外，它力图使系统不致于转变得太快。）为政治意识形态感染，即使成为政治学家，也是拙劣的，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出意识形态的应该（should）、应然（ought）与政治科学的实然（is）。

18世纪法国哲学家德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创造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他所称的新兴的“观念学（science of ideas）”。大多数意识形态即产生于这一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他强调个人权利、财产权和理性。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强调所有的社会层面——艺术、建筑、国家事务、法律等——如一个个待组装的部件，都是一个决定性原因的表述形式。

然而，哲学家们的理念通常是简单化、普遍化的，让人无法捉摸。意识形态家所要的是行动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使经济生活成为社会一切其它因素的决定力量；列宁又把马克思“颠倒过来”，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曾遭受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又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更为落后的国家，但是意识形态家并不关心是否与正统观念切合无间，他们需要的是变化。

当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稳健、调和与实用主义——“如果有用，就用它”——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拥有的巨大能量。“我们的”越南人（南越人）与越共（被越人）在外表上并无区别，还有着更好的武装。但是那些身处逆境却拥有信念——一种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糅合在一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越南人战胜了那些缺乏信念的越南人。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人对伊朗国王的失败，对他被狂热的、有政治信仰的革命者推翻也表示困惑。对此不应感到奇怪，应当进一步地思考，伊朗国王是否有一个貌似有理的意识形态“包装”，来推销给他的民众。我们往往忘记了，两个世纪前，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在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的影响下，为自由和自治的激情所驱动——打败了强大和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他们并没有参加战争的理由）。难道我们忘记了观念的力量？

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家们对经济所言甚多，因为只有经济才能给社会改良提供基础。这在罗纳德•里根的保守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中都可以看到：两者均强调经济。

可以把意识形态进行分类——使用一些过于简化的标准——构成一个从“左”到“右”的谱系序列。这种分法源自1789年法国的国民议会。为使有着相似政见的代表们组成核心小组，也为了把那些可能“口手并用”的强硬政客分开，大家围绕着半圆形的大厅坐下：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维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主义者（要求彻底抛弃旧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制）坐在左侧；持中间立场的人（希望某些变革）坐在中间。自此，我们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后代称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即使其观点的内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左派现在用户平等、福利计划、适当时机的政府干预经济；右派强调个人自主性、私营经济的创造力；中间派努力综合、调和二者的观点。位于他们之间的人，则被称作“中左”或“中右”。瑞典的政治党派构成一个相当清晰的“左～右”序列：一个共产主义小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大党，中等规模的中间派（主要是农民）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党。

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意识形态家是如何从事实践工作的呢？他们从不精确地按其拥护者宣称的那样行事。某些诉诸实践的意识形态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数量的满怀希望的思考，经常在现实面前崩溃瓦解。意识形态憧憬着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确地19世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福利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危机的复发；在当代自由主义中，它必须被修正。当革命者开始掌权时，关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千禧年”期望又一次落空。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缺陷。他们应该被加入其他的补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