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指的是什么？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参考资料：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HistoryEvent/SHL-DL/SHL-DL-463
同意一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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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清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领大军，一举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一朝覆亡。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嘉定恢剿义师”。
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这个人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历程很难用忠或是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是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后来他还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促使李成栋反正的原因跟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如出一辙，竟然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他一生反复的大起大落，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八天后，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然而，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于是有上万的农民在这里被杀死了。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红衣大炮的隆隆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同时遇害。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这些前南明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前南明军队就欢跃而去；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中国人普遍有种强烈的乡土情结。黄河边的原住民宁可坐以待毙，也不原一乔迁他乡；即使政府强令迁徙，没多久，他们也会回来，不管当地多穷多苦。嘉定的绅民也是如此，他们回城后看到如此惨状，立即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同时，在嘉定城外，一支被打散的乡兵队伍聚集在葛隆和外冈，他们一旦发现那些剃了发的人，就将这些人当场处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也被这群乡兵歼灭。李成栋狂怒下派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也被夷为平地。
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帐，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的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陈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寥寥幸存者。
无论如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进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是，很难说这会是明朝的转机。
参考资料：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好象是说嘉定年间,清入关,对扬州的统治比较血腥,杀了不少人,不过后来康熙知道了这个情况,作为补救,免税10年.具体不是很清楚了.
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清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领大军，一举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一朝覆亡。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
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的铁骑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发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
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
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
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
天亮时分，清军击溃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
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
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
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
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
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
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
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
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诗曰：“捐躯死国难，视死忽如归。”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之时，无疑领悟到诸多的启示。
我们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乃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相互争斗与交融的历史。无庸置疑，传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忠君报国的政治伦理，历史地凝集了汉民族以自己文化为本体的民族清结。梁涑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观念，实质上是属于民族主义观念范畴的“天下主义”。文化的民族，远远重于种族的民族。因而，历史上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争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此，个人的生存，不仅仅是是为小我，而应该是与民族的命运戚戚相关，并为天下国家的兴亡，担负重大社会责任。
《文韬》曰：“天下者，乃天下人所有，非一人之天下。”试问，倘若“天下”非“一姓”之天下，普通百姓亦有一芬权利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关心什么改朝换代，同样为国御敌，也就不仅仅是军人的本分。
正因为如此，在民族间的冲突中，汉族朝廷的软弱，反而会刺激来自民间的反抗力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明末顾炎武一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唤起了汉民族之普天下匹夫，重整破碎山河而“视死忽如归”的缘由吧。
指的是江南一带对清朝抵抗最为顽强的嘉定在城破后遭受满洲武士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