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各自的下场如何？

一、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这位纳粹独裁者1945年4月30日开枪自杀。在此之前，他给了他新婚妻子埃娃布劳恩毒药。希特勒的尸体被用200升汽油焚烧。他被烧焦了的部分头颅据说被送到莫斯科。

二、人民判决墨索里尼

在市政府办公室里，除墨索里尼外，还有其他几个被捕的法西斯头目。他们个个面如土色，惊恐万状。在旁边的房间里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和两个孩子，以及一个自称是西班牙使馆随员的男人。此时，墨索里尼不得不向游击队指挥员彼德罗供认，其中一个女人就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为了防范，游击队于当晚 7时将墨索里尼等人转移到了离东戈不远的一个村庄杰尔马齐诺，由15名游击队员看守。

从墨索里尼在东戈被俘以后，就不时有人来审讯他。墨索里尼被擒的消息已经传开。为了避免法西斯的“营救行动”，游击队指挥部

决定让墨索里尼伪装成伤员，连夜把他和贝塔西一起转移到另一个村庄阿扎诺。 28日下午，一辆载着一位游击队军官和15名武装人员的卡车来到了东戈。这位军官说他是瓦莱里奥上校。同时，古伊多拉姆普雷蒂作为游击队总参谋部的代表也来了。瓦莱里奥和古伊多向彼德罗汇报说，他们来东戈的使命是根据游击队总参谋部的判决，枪毙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头目。接着，瓦莱里奥和古伊多一一审查了拘留人员的名单，并在一些人的名字上打上了“×”。这是要处决的记号。

瓦莱里奥和古伊多决定首先处决墨索里尼。于是，他们当天就把他和贝塔西带上了汽车，押送到波察尼戈。

瓦莱里奥叫墨索里尼把军帽往下拉拉，以免别人把他认出来。瓦莱里奥选择了贝尔蒙特别墅附近的一个高处作为刑场。他和古伊多把墨索里尼和贝塔西从车上拉下来。

司机站在去波察尼戈大路的拐弯处，另有人守住到阿扎诺去的第一个路口，以防行人从这里通过。

墨索里尼和贝塔西站在别墅的篱芭旁边，吓得魂不附体。瓦莱里奥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宣判他们的死刑。枪声响过，墨索里尼和贝塔西应声倒地。瓦莱里奥又对准墨索里尼补了一枪。这是意大利游击队员发出的复仇子弹，这是历史的公正判决!

墨索里尼、贝塔西和其他法西斯头目的尸首运到了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在那里暴尸数日，这个法西斯的罪魁受到了千万人的唾骂。

三。东条英机的下场：求死不得

1945年9月11日，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战犯东条英机的“第一号命令”。 下午4时20分左右克劳斯少校携带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签署的逮捕令，率美国宪兵赶到他寓所。东条英机已决定抗拒盟军审判自杀，然而自杀的子弹并未伤及东条英机的心脏，只是由左胸下方擦心脏外缘而过。自杀未遂后，当东条英机从昏迷中醒来时，几次要求医生以药物结束他的生命，均未得到准许。1948年11月12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参考资料：||

希特勒-开枪自杀

墨索里尼-被枪杀

东条英机-绞死

负责掩体内希特勒电话通信的米什回忆说：“我们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一直为最后的结局作准备工作。我工作的房间正对着希特勒房间的入口处。”当俄军已攻占距希特勒掩体数百米的街区时，希特勒在走廊上向他的个人助手告别，并要求“其他人不要打扰他”。他还指示他的秘书波尔曼和卫队“烧掉”尸体以防止自己遭到他的盟友墨索里尼那样的命运。墨索里尼在被处决后尸体被示众。

希特勒和埃娃随后走进他们的房间，关上了门。当时只有28岁的米什说：“我不知道在这之后过去了多少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两个小时。我没有亲耳听到枪声，因为我仍在电话机旁工作。但我听到有人喊道：“林格，林格，我认为这都结束了。”林格是希特勒的贴身男仆。他们然后又等了二十分钟，接着他们就打开了门，我看到了门里的情况。希特勒倒在桌上，头部有一处枪伤。爱娃则倒在地上。”

历史学家称，希特勒让爱娃服毒自杀后开枪自杀，他们的尸体被浇上汽油后烧毁，他的随员们则向希特勒致纳粹礼。米什回忆说：“指挥官们曾表示要用飞机来撤离希特勒，但希特勒不愿意那样作，他说他愿意留在柏林。”

于去年九月上映反映希特勒最后时光的电影“陷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米什说，这部电影仍有不确之处，希特勒的掩体并不是电影描写的那样复杂，也没有那么多的房间。

她说：“‘陷落’这部电影反映了美国人对有关希特勒自杀场景的看法。那些人认为希特勒的掩体会是一个特别的掩体，或者是总理府内的掩体。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掩体很小。我们只有五个人。只有我们五个人看到了死去的希特勒。”

1948年12月23日凌晨，狂热的军国主义头子、二战的罪魁东条英机等七名罪恶昭彰的日本甲级战犯踏上了通往地狱的十三级台阶，在正义的绞刑架上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而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法官正是我的祖父梅汝璈。祖父全程参加了对二战期间远东地区主要战犯的审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名法官中惟一的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屡次抗击外国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中国法官也随即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的雪耻机会。

为了伸张正义、严惩战犯；为了教育民众、警示后人；为了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中、苏、美、英等11个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声势浩大、举世瞩目，令日本法西斯分子威风扫地，使进步人类扬眉吐气，对战后6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3月20日，祖父在上海江湾机场登上飞机。当天南京路上的报童挥动着报纸边跑边喊：“看报！看报！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飞东京！”东京审判提审的日本战犯共有28人，主要是策划、发动侵略战争，造成被侵略国家巨大损失，制造滥杀无辜的屠杀惨案的头面军国主义分子。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晚上，祖父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用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在历时近两年半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8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 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 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 800页。法庭判决书长达1 212页，列举了详细判罪理由，用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最终28名甲级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余1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在这场马拉松式审判里，祖父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雪耻的艰苦斗争。祖父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多个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周恩来总理对祖父的出色表现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梅汝璈先生为中国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与不足。祖父也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差强人意的审判，留有众多遗憾”。

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在审判前后操纵了检察和执行大权，不仅将天皇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而且还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行了大赦。致使那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持，致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实力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天皇制意识、皇国史观、军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右思潮重新抬头。他们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他们极端荒谬的言论、极其猖獗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这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也为战后日本右翼政要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埋下了祸根。

对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早已表明了态度和看法。1948年11月20日，延安就十分明确地、严肃地指出：“对于这次审判的结果是绝对不满意的。”但从大的方面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中国人民、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记录。它洗雪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受外邦侵略的耻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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