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华为的“印度劫”：监管审查市场难弃

□ 本刊记者 王嘉鹏 王端 | 文

在遭遇“禁令”近两个月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000063.SZ/00763.HK，下称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在印度市场的前景露出些许曙光。

7月14日，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兴通讯高管向本刊记者证实，几家印度运营商已经拿到了数张采购合同的安全审核许可，并与中兴通讯签署订单。“印度的运营商做了很多工作，整个事已经在动了，就是有点慢。”

早在今年4月29日，印度媒体报道称，印度政府电信部已禁止进口中兴通讯和华为等中国厂商生产的电信设备。计划借印度3G建设契机扩大市场份额的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就此陷入僵局，以至在5月19日，印度3G移动通信牌照拍卖结束后两个月内难有作为。

此次中兴通讯的突破，无疑表明各方博弈初现转机。电信类专业新闻网站Light Reading在7月12日报道称，一位不具名的华为高管在印度孟买表示，印度政府正挑选执行电信设备安全审查的公司。该高管还预期7月之内问题有望解决。而上述中兴通讯高管也预计，两个月内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缓解。

另一方面，大范围的解冻与禁令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遥遥无期，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位接近事件但不愿具名的国内电信设备厂商高管认为，此次“禁令”事件背景复杂，涉及国际关系、印度政治和产业竞争多个层面，情况可能不会如此乐观。他表示，今年中国厂商在印度的销售收入肯定已受了很大影响，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还很难说”。

中印贸易特殊样本

尽管业界均以“遭遇禁令”形容此次事件，但华为总部一位负责人表示，华为从来没有接到过印度政府方面正式的“禁令”或相关通知。在印度官方口径中，“禁令”一词也从未明确存在过。印度电信部多次表示，印度并非针对中国厂商进行封杀，而是要求所有电信设备厂商必须通过安全审查。

印度于去年12月对进口电信设备订单实施安全审查制度，印度电信运营商和国外电信设备厂商签订的订单必须得到印度电信部的安全审查许可。

但安全审查的结果实质上成为主要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纸“禁令”。

印度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报道称，今年2月以来，只有27张欧美设备厂商与印度运营商签订的采购订单通过安全审查，而另有450张总值超过20亿美元的订单未获通过，其中包括中兴通讯、华为、联想、烽火通信等25家中国公司和一家以色列公司。

实施安全审查的理由是，印度担心进口电信设备中藏有恶意软件或间谍软件。目前尚未发现此类先例。推动安全审查的主要力量，是印度情报部门。由于印度近年来恐怖活动多发，印度情报部门的话语权日益增强。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牧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旦印度由情报或安全部门出面来处理某一事件，说明印度在此问题上将非常强硬。

“在中国电信设备问题上，贸易保护不是主要原因。印度方面的核心议题确实是安全疑虑。”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德里克•西泽斯（Derek Scissors）向本刊记者表示，两国地理位置的毗邻和一些外交争议让问题变得复杂，“相比之下，和中国相距遥远的挪威可以放松地使用华为的设备，其他欧洲国家也不会这么严格。”

西泽斯同时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确实也是助推因素。“这是一桩中印之间特有的案例，基本性质是商业纠葛，但掺有国家安全因素，又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

作为禁令最大的受害者，中兴通讯和华为显示出他们对印度市场情况复杂性的充分认识。两家公司很快启动了与政府和运营商的积极沟通，持续表达将印度业务本土化的意愿。在中印媒体以贸易歧视和国家安全为议题发起数轮讨论时，两家公司保持沉默，也不在公开场合表达要求中国政府介入的意愿。

在西泽斯看来，中国政府的参与对解决问题的帮助很有限：“政府介入的话，通常需要提出交换条件，而中国在这里很难给出。”他同时指出，双方都不会放大问题，因为与中印关系相比，这场争端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发起贸易战或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的可能性都不大。

西泽斯同时指出，印度政府对进口中国电信设备制定的正式安全审查政策将比现在的做法合理许多，但政策出台仍需相当长的时间。

审查博弈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印度实施的安全审查政策主要影响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大量订单，价值大约50亿美元，而这些受影响的订单都是在审查制度出台前已经签署的订单。

截至目前，印度政府没有给出安全审查的具体步骤和时间表。运营商塔塔电信（Tata Teleservices Ltd.）曾在5月中旬向印度电信部公开发信询问：运营商和设备厂商究竟应当如何遵守国家安全要求？对设备厂商，印度政府要求其“产权明晰，并愿与印度政府分享情况”。5月中旬，印度政府要求华为和中兴通讯在一个月内披露企业所有权信息。中兴通讯随后向印度政府提交了股东信息。但非上市公司华为则仅对外表示将积极配合，如何披露外界不得而知。

对设备的实际检测是印度实施此种安全审查的一大难题。印度官方现在难以承担大量检测工作，现阶段的审查将由几家国际安全审计机构完成。而大量检测工作无疑将增加产品进口成本。

绕过繁杂检测的可能方法是在印度设厂，使印度政府能更直观地监管生产过程。中兴通讯一位高管透露，印度政府已经提出，要求中兴通讯在印度设厂生产在印度销售的设备。华为也已表示正考虑在印度设厂。

另一个突破安全审查难题的关键则在于印度运营商的态度。在竞争极为激烈的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多家民营运营商扩大市场份额，都乐于选择设备和服务价格均相对低廉的中国。

招商银行分析师曾斌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尽管目前禁令问题悬而未决，但其他几家外国厂商较高的设备和服务价格让运营商无法承受，印度运营商仍会等待中兴通讯和华为的订单获批。

在即将开始建设的3G业务上，印度运营商已支付了总额146亿美元的高昂牌照费用，控制成本的需求更为强烈。若华为和中兴通讯长期无法参与竞争，另几家电信设备商在议价时还会有更多话语权，这显然不是运营商所乐见。较多使用中国电信设备的几家民营电信运营商，如信实电信（Reliance Communications Ltd.）和塔塔电信，其各自母公司在印度都拥有强大政治和经济资源，可能设法帮助中国产品尽快过关。

但印度国有运营商则不然。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BSNL（Bharat Sanchar Nigam Ltd.）在其最近的印度东部和北部GSM网络建设招标中，直接将中兴通讯和华为排除在外。其董事长库尔迪普•戈雅尔（Kuldeep Goyal）直言不讳：“政府指令不允许我们安装中国生产的设备，尤其是在拥有边境线的地区。”去年，BSNL就以“不接受附加条件”为由取消了一份与华为签订的印度南区20亿美元采购合同。

难弃的市场

到目前为止，印度“禁令”还没有令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利润伤筋动骨。

中兴通讯A股股价曾在消息传出之后的4月30日大跌8%，H股股价同日下跌4.9%。但多位内地和香港电信业分析师认为，对中兴通讯来说，负面影响对股价影响在两个月间已体现得比较充分，最坏的预期，即中兴通讯被印度完全禁入的情况，也已被市场吸收。

根据公开资料和数位分析师的推算，印度市场收入约占中兴通讯2009年总收入的8%，华为的印度市场收入占比也在8%左右。一位分析师表示，对中兴通讯来说，印度市场毛利率仅为15%-20%，远低于其他海外市场30%的平均值，在2008年之前，印度市场处于亏损，在2009年才略有盈利，该地区未来几年的利润贡献不会有显著提升。

另一分析师认为，如中兴通讯能在中国和其他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高端市场保持良好增长，印度市场近期业绩下滑并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严重伤害。

但是，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并不可能放弃印度市场。根据印度电信监管局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印度手机用户数达6.18亿，其中5月单月用户增加了1630万。这是除中国之外最大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HSBC银行分析师塔克•格利南（Tucker Grinnan）表示，印度移动通信市场的特性——多家网络、碎片化市场、激烈的价格竞争，都有利于中兴和华为扩大市场份额。此外，即将发展起来的印度无线宽带市场，也是中兴通讯和华为着力争取的。只是，一切前提仍是安全审查问题真正解决。

本刊记者张伯玲、唐家婕对此文亦有贡献

专栏

国企高管高危期

古往今来的红顶商人们，游走于商业和政治跷跷板的两端，如何能不高危？稍不留神，即坠入万丈深渊

□ 黄震 | 文

几天前见一位央企高管，席间谈起业内频发的贪污受贿案件，他不禁掷箸长叹，国企高管都是高危人群啊。这位仁兄年纪不过50，却已是两鬓染霜，满面倦容。笔者对他不仅有一些高尚的心酸，也有一些低俗的幸灾乐祸。正应了一句话，风光背后是险峰。

自1889年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这可以算作中国第一家国有企业吧—以来，历时120年，国有企业的一条根本依然不可动摇：企业领导人由上一级政府机构任命—顶子由官家给，所以还是“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风光无两不用细说。在我们这个有着“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国度，一个商人能够戴上红顶子，搁晚清起码是三品，搁现在至少也是司局级。凡能获得红顶的商人，不少的确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因为纵横开阖于政商两界，庸常之人恐怕连两边的门儿都摸不着。

不过，清朝以来，红顶商人其实一直就是“高危人群”。印象中除了云南“钱王”王炽的结局好一些，浙江富商胡雪岩、福建富商伍秉鉴等人的结局都不太好，不是被自己人干掉，就是被洋人干掉。

风险来自何处？商场之上行官场之事倒也罢了，倘若在官场之上行商场之事，就埋下了风险种子。

商业之事，是在法律范围内实现收益最大化，核心本应在于效率。政治的根本则在于确证权力长期有效，其核心本应在于公平—商业与政治相当于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且互无交集。古往今来的红顶商人们，游走于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如何能不高危？稍不留神，即坠入万丈深渊。

放眼当下，政府对各级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管理不可谓不严，考核指标不可谓不细。既有国资委，又有纪检部门，层层把关。可是，仔细琢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发现国资委就像要求政府官员一样，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提出廉政要求：这其实无异于在商场之上行官场之事，难怪只能收到隔山打牛之效。

以近日电信业连续暴发的腐败案为例，四川移动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不可谓不是能干之才，将无线音乐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打造成为移动业务里的一座金山。相比其他经济发达省市，四川移动能在中国移动各地方公司中排到第四位，实属不易。

换作一家纯粹的企业，这等业绩优秀员工，自然应该获得重用，奖金和升职是理所当然。然而，国有企业中的行事规则并非如此简单清晰，历来国企高管任免不仅仅以经济效益论职位高低。事实上，音乐基地的利润一直直接上交中国移动总公司。

此处无意为李向东辩护，不论何人，自然应当有罪必究。不过，人非圣贤，岂能没有个人欲望，更何况周边还有说不清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种种关系缠绕……比较合理的规则能够将欲望转化为正面动力，此即现代管理人常说的激励机制问题。

国有企业里并非没有激励机制，只是被官场意识形态严重扭曲，因此国有企业领导者很少在商言商，或者他们所言的是另一种商。比如，眼下国资委提出做大做强，很多国有企业蜂拥而上，只顾做大规模，不顾效率与回报，目的在于为个人升职制造政治资产。

至于利用企业为个人谋求小利，则更可说是普遍存在的“潜规则”了，其受益者则不仅仅是企业中人，还有更大的一个介于官场与商场之间的利益群体。

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国家繁荣一时。近几年出现新现象，改革初期势头蓬勃的民营企业，似乎正在让位给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体积成长惊人，对于中国未来增长的利弊还有待探讨。但可以肯定，随着国有企业规模壮大，牵扯的利益也就越多，未来国有企业高管出事的机会也就越大。如何防范将是未来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一大挑战。

几年前，不少在国企的朋友，几乎人手一本台湾作家高阳所著《胡雪岩》，认真之情胜过学“三讲”，其情形颇为好笑。其实，记住胡雪岩同志“前半夜想别人，后半夜想自己”这句名言足矣，其他的不晓也罢。

作者为北京晟阳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