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聪董事局主席郭凡生:"92派"机遇与天花板
2006年8月，慧聪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有次隔空“搬杠”：
马云这边讲，“就算用望远镜，也找不到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在哪里。”郭凡生那边说，“马云能说出这种话，不是中国其他企业家无能，就是他马云自己无知。”“要不是他望远镜有问题，就是他眼睛有问题。”马云说，“一天交税一百万。”郭凡生讲，“人不能睁着眼睛说假话。”“你可以做宣传，但不能撒谎，企业可以做包装，但不能假装。”完了郭还不依不饶，“马云最终是要道歉的，他现在不道歉，我就抓住没完没了地讲，天天损失的是他大量公关的钱和他的个人形象！”
搞得阿里巴巴发声明回应：“B2B在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市场规模要远远超出某些人和某些公司坐井观天的想像。”“尽管有多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几次提出要求阿里巴巴收购慧聪国际的意向，但在此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对这样的企业没有一点收购的兴趣 。”
声明最后撂下一句：“网络时代是全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了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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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候叫我‘中国分类广告之父’，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分类广告之父’。”2003年之前，他是媒体追访的对象。
“我敢说我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但老二是谁？”2001年11月，在北京鼓楼外大街洲际大厦其办公室，郭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如马云所说，郭凡生是靠“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起家的。
1990年，郭凡生受上一年事件影响，从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出来，被迫下海。
1992年，创办慧聪网。与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国庆（当当网总裁）、武克钢（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东星航空董事长）等，被称为“92派”
“我们这批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拨‘下海’的，之前还有两次下海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一拨人一般都是找工作有困难的，当时有人把他们称作‘剃了头、坐过牢的’，走投无路只得下海；第二拨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关系拿批文，做‘官倒’，靠钻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到了我们那时，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首先，经济大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所有下海的企业家都必须戴顶“红帽子”，即使是个人办的企业也必须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存在，其产权不清晰，是很大的隐患。而1992年左右，《公司法》出台了，开始允许私营企业注册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其次，此时下海的人知识层次比前两拨有所提高。所谓‘92派’，原先大多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像当时和我差不多同时下海的有冯仑等人，都是体改所的同事，还有发展所的李国庆、蛇口开发区的武克钢、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兰世立等人。我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有着清晰的思路，在给别人出主意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自己去亲身实践的冲动。
第三，我们这批人都有自己的主业，比如我做商务信息服务、冯仑做房地产、李国庆做图书、武克钢做酒业、兰世立做旅游和航空。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要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了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
不夸张地说，‘92派’的出现，让当时整个中国商界为之眼前一亮。”
郭凡生后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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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云等人的创业艰难相比，“92派”的创业历程苦得多。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刚刚放开，人们缺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信息的不透明。于是，郭凡生大量收集产品价格信息，统一刊登，打通信息障碍，就成了郭凡生捞得的第一桶金。
创业初始期，郭凡生骑自行车奔走于刚刚兴起不久的中关村，四处收集家电、电脑等产品价格，然后统一刊登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
“这是创新的商业模式，媒体认为这是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报刊不仅不收取广告费，还给我们费用。”郭凡生说。
当时每半个版面，大约能刊登两百条价格信息，每登半个版，报社“倒贴”郭凡生400元。与此同时，大量商家还需要向郭支付广告费。创办慧聪的第一年，慧聪就入账数万。
没有门槛的商业模式，很快大量模仿者蜂拥而入。“大约1年之后，媒体不再给我们钱。我们免费或者需要支付小额费用给媒体。但是，大量商家认可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纷纷愿意和慧聪合作，提供产品价目表。”郭凡生表示，“因此，慧聪每年的业绩都翻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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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投资的态度，郭凡生和马云截然不同，一个推，一个找。
慧聪业绩的持续增长，风险投资商IDG开始主动向其伸出橄榄枝。郭凡生表示，IDG进入中国后，一直关注慧聪发展，曾多次提出对其进行投资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慧聪网从来不缺钱，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我开始意识到一定要将公司从个人公司打造成为公众公司，这才考虑引进风险投资。”郭凡生说，“我们前面没有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自己清楚跑到哪儿该怎么做。” 1999年，按照双方协商，IDG向慧聪网注资，金额达3000万人民币。
2003年12月，慧聪网正式登陆香港创业板，发行价为1．09港元，并在上市当日创下上涨三成的纪录。
可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年，慧聪网一直在“仙股”之列。以2009年6月8日收盘价计算，股价仅为0．415港元。
郭凡生承认，慧聪网历史上曾“犯了战略性错误”。正是这种致命错误，使得慧聪网上市之后的几年时间，业绩平平。
“慧聪网是以资产整体注入形式上市的。上市之后，公司曾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国搜索和从事电视广告业务的华媒盛视上，可这两家公司持续出现亏损。”郭解释。
2005年5月和8月，慧聪网分别出售华媒盛视全部股权和中国搜索42．5％股权。出售后，慧聪国际拥有中搜约18．44％的股本权益。郭凡生表示：“慧聪网将全力专注于B2B电子商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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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市没有如预想般风光，但郭凡生依然声称：“慧聪网上市时，诞生了126位百万富翁。我相信，只要公司的制度正确，今后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还将诞生更多百万富翁。”
郭凡生提到的制度，是他引以为傲的“劳动股份制”——任何股东的分红不得超过利润总额的10％，股东分红总额不得超过总额的30％，而每年都要把70％的分红分给公司不持股的员工。
但郭凡生不同意给职工让渡更多股权。
“我不可能给职工70％的股权，我拿30％。海淀有一个集体企业，大家有了投票权，最后就把这个企业分光了。我现在做事是对社会负责，我让进入慧聪的人有一个好的生活，能让他们的工资涨就行了。我觉得多数的规则是由少数人来制定的，我保留制定规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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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郭凡生著书立说，在全国各地演讲，传播其“家族企业管理思想”：
“在制造业，中国家族企业一直在给国外品牌贴牌加工，但在高技术领域，百度打败了Google，当当网打败了亚马逊，QQ打败了MSN，淘宝打败了eBay。在互联网行业，中国家族企业秉承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打败了作为现代企业制度鼻祖的美国军团。
这就是因为在美国，Google等公司是创业制度，在中国却变成了职业制度。这些美国公司雇佣的职业经理是给别人干活，怎么打得过给自己干活的李彦宏、李国庆、马化腾们呢？美国人对于创业制度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到了中国之后，其创业制度发生了落后性变异，变成了职业制度。”
郭凡生提出，要“学习家族企业好榜样”。但又提出：
“家族企业有三权，所有权、受益权和管理权，三种权力都归家族的，注定做不大。
微软、沃尔玛和丰田的所有权在家族手里，但是受益权和管理权已经完全社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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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那个时代的企业家一样，郭凡生既有些自负，也勤于反思。
“全国好学者又是好企业家的不过3个，我算一个，万通的冯仑一个，当当的李国庆一个。
我们这批企业家最大的问题是眼界，中国会出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但不会是我，因为我没有国际的眼界，我没有看到国际竞争，我也不知道国际竞争是什么样子。”
我不会成为好商人，因为老是有多余动作——当商人还想当学者，琢磨社会上的事，而商人就应该全心全意考虑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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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有一女，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命科学博士。
郭曾对身边人说，子女们来到这个社会是为幸福来的，不是为了接你的班，做你那个“破”企业而来的。
“我不会把股份留给女儿，也不会把巨额的财富留给她，科学家可能是女儿的前途”。郭凡生说。
“我对未来女婿的挑选标准是：他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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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做十几年了，光环的感觉少了，我不想当中国企业的领袖，我也当不了领袖。但是我觉得一个想当领袖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恰恰不把他认为是领袖。”
“什么叫管理学？谁成功了谁是管理学。”郭凡生说。
(责任编辑：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