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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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刘剑梅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页码：34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42628410/9787542628411
·条形码：978754262841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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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革命与情爱》作者所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主题重述是变化着的文化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而这一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逐渐走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而引发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政治与性别认同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界等问题。"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是对动荡和剧变社会的文学反映，最早呈现在1920年代末。
作者简介刘剑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曾出版过《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与刘再复合著）、《革命与情爱：文学史、女性身体与主题重复》等中、英文著作。
媒体推荐“革命加恋爱”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刘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陛特征；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il讲座教授王德威
一部扎实、迷人的专著……将会引发个体能动性、女性身体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历史的讨论。
——美国《中国研究》（Chl na Journal）
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1991）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还没作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是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陈建华
编辑推荐《革命与情爱》作者将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写作公式“革命加恋爱”作为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喜爱，直到1970年代还影响着主流的中国文学。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革命话语的变化是如何促成了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难以预料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目录
《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
中文版自序/刘剑梅
引论
现代性与革命
革命与爱情的谱系
延续与中断
表演式行为
革命话语的自我循环
第一章 “五四”后的文坛风景
阶级性民族认同
理论准备不足的文艺论争
公式草创：蒋光慈现象
“革命加恋爱”的模拟
文学时尚的传播
第二章 左翼作家的眼中和笔下
蒋光慈与茅盾：新女性的性感身体政治
洪灵菲：哭泣、颓废、徘徊的青年
华汉：时代病与性冲动的革命现实
第三章 女性化政治
命名与再命名
白薇：歇斯底里的女性写作
庐隐：超验的女性爱和死亡迷恋
丁玲：重塑新女性
第四章 上海变奏
施蛰存：性心理政治
刘呐鸥：混杂的认同
穆时英：内心世界和对现代性的批判
张资平：革命外壳下的消费文化
叶灵凤：政治和商业的媚俗
第五章 爱的遗忘与记忆
新国家“性与革命”的新理念
夫妻之间的微妙变迁
“有始无终”的情爱尴尬
女性主体性的可能
第六章 告别革命还是铭记革命？
回归本土认同和性尤物
王小波的施虐受虐美学
结论
补篇
第一章 晚清小说中的女性、民族和叙述
第一节 欲望的叙述：乌托邦与现实
平衡东西方冲突的女性药方
作为爱欲的革命表述
色情想象作为一种革命证明
第二节 女性主义诗学
女性气质的界定
世纪末的新女性文本
第二章 性别的地缘政治
重庆：双重角色
上海：多变的政治修辞
延安：纪律地带的性困境
外文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译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介绍与翻译，但并未形成气候。50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实克教授分别对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学，展开宏观研究。这两位学者理念背景有异，学术立场不同，他们所发展出的文学史观因此形成精彩对话。
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 of ModernChinese．Fictzon
文摘第一章 “五四”后的文坛风景
五四运动之后，文艺界紧接着进入了一个重新寻求主体位置的动荡时期，它不仅表现在积极的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在作家与他周围的创作环境和广阔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上。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政治形势的转变突然引发的新概念：“革命文学”。1923年，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两年后，英国警方杀害了十三名上海的游行示威者（五卅血案），6月23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广东又杀害了五十二名游行示威者。接着是l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所有这些政治事件都与公众被不断激发的革命愿望相联系。中国作家目击或经历了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兴奋、混乱和激情。这些事件过后，许多中国作家纷纷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开始积极地投身于真正的革命斗争。1926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连同文学研究会的茅盾、王任叔一同出现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甚至连鲁迅也于l927年绕道厦门来到了这里。反帝浪潮和民族主义热情吞没了中国民众和中国文艺界。 随后，由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政变，镇压共产党——这一事件成为革命文学出现的巨大契机——知识分子随之投身于一系列关于革命对文学意味着什么的激烈讨论中。文艺界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不光是追逐“新”的逻辑和理念，而且促使现代中国作家寻找有别于五四一代的新身份，以回应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内在要求。
后记去年的5月，开始读刘剑梅教授的《革命与情爱》，这是她基于英文博士论文重新修订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专著。10月底翻译完这本书，广州仍然是一个季节的样子。等11月初暂时搁下未定的译稿去北京开会，我才在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感受到了久违的秋意。现在，又是5月，在经过我和剑梅诸多的邮件往来，特别是剑梅亲自校订后，译稿终于可以杀青付梓了。
集中一段时间翻译学术著作，这在我是不期然而然的。从读中学到读学位，我们都有不少的时间花在背外语上，如果仔细衡量用功的程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愧对自己的母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