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精装)(梁方仲文集)

分类: 图书,经济,财政税收,中国财政,
品牌: 梁方仲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华书局
·页码:174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101062465
·条形码:978710106246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梁方仲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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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粮长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设立目的
一、历史渊源
二、设立粮长的目的
第二章 粮长的职务和特权
一、正常任务
二、附带任务和法外特权
第三章 粮长制的演变
一、两点辨正
二、编签粮长的标准和制度的演变
第四章 粮长的阶级分化及粮长制对人民的祸害
一、从田赋收入的增减说到粮长社会地位的升降”
二、国都北迁后粮长经济掠夺方式之改变
三、从粮长的阶级分化说到粮长制对社会的祸害
附录 粮长占田倾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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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 者,他毕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 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为纪念 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 文集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 业师汤明燧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 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 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求方家及诸 师友指教。
文摘值得注意的是,梁方仲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开始本来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中得到启发的。1936年,梁方仲先生在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第20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个史的考察》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六年后发表在《人文科学学报》上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的雏形。有意思的是,在最初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关于历史上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关系的讨论,是从杜能(JohannHeinrichvon 17hfinen,梁方仲文中译作吞伦)的农业区位论引申出来的;而到1942年发表的文章,同一问题却是从当时的田赋改革出发,从当时田赋征收的现实问题人手开始讨论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以及所作分析的洞察力,与前面提到的他在西北调查时对田赋和驿运问题的考察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认为,在实地调查中获得有关当时田赋征收实施现状的了解,对于本来已经通过理论推理和史料分析,就有关赋税征收运输与税制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梁方仲先生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在这里,理论假设、史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收获顺理成章地结合起来。究竟是他对赋税制度历史的理解,启发他对现实的赋税运输问题的重视,还是对现实财赋运输问题的观察,支持他形成了有关历史上赋税运输的财政意义的观点,已经无须深究。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他的视野里是完全相通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研究,任务是从历史中发现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机制和逻辑,对于现实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正可互为印证。
后记这本小册子的原稿是我第五次的改写稿。第一次稿子,用同样标题——《明代粮长制度》,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第三期(1935年5月28日)刊出,约八千字。第二次稿,于1943年年底写成,但一直等到1946年7月才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二期刊出,全文约二万六千余字。
1955年年初,我根据第二次稿子重新全部改写,计得二万一千余字。这是第三次改写稿,收入天津师范学院李光璧同志主编的《明清史论丛》中,不日即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5年秋天,我又把第三次稿增订,约计共六万余字。由本校科学研究科油印,装订成册,分寄各地史学工作者同志们征求意见,并于本年正月初在本校第二次科学论文讨论会中提出讨论。这是第四次改写稿。
感谢校内外同志们口头或书面所提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们对于本稿极细心的阅读和批注,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使我对于本问题作一些深入一步的探讨,于是又添写了三万余字,并作了些章节和字句上的变动。这就是本书——第五次改写稿——的写作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