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人文与社会译丛)

王朝导购·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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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图书,哲学,伦理学,伦理学原理,
  品牌: 齐格蒙·鲍曼

基本信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页码:287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806573151/9787806573150

·条形码:9787806573150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人文与社会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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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只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

作者简介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78)、《阶级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及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编辑推荐《现代性与大屠杀》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

目录

前言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地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现代防卫的破产

结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封锁”受害者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结论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技术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责任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罪恶的社会性质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大屠杀的挑战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距离的社会生产

结束语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看更多目录]

文摘尽管文明化进程的其他社会学形象也触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广泛认

可)的还是这样一种观点:它的两个核心是对非理性以及本质上反社会的驱力的压制,和从社会生活中逐渐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确切地说: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将暴力集中。在国家当中暴力就被用来守护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状况)。将两个中心点糅合成一点的就是文明社会观——至少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的和现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会看做一种道德力量,看做一种在施加规范性秩序和法制当中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而秩序和法制维护了社会和平与个人安全的状况,在前文明化的环境中它们受到的保护是很糟糕的。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产生误导,但对大屠杀来说,它必然只能看到一个方面。当它想要仔细审视近代历史的重要趋势时,却早早地关上了讨论同样关键的倾向的大门。它把目光集中于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武断地在正常与

异常之间划出界限。它通过废除文明中一些具有回复性的因素,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偶然的和转瞬即逝的,这也就同时掩盖了这些因素的特质中最显著的方面与现代性的规范性假设所具有的惊人的共鸣之处。换句话来说,它使人们不再注意文明化进程另一面的、具有破坏性的潜能的展示,并且有效地把那些坚持现代社会秩序具有双面性的批评家推向了沉默和边缘。我认为,大屠杀的主要教训是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批评并借此扩展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模式,以涵盖文明化进程那种降低贬斥社会行动中的道德动机并使之丧失权威的趋向,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置身事后,我们再读韦伯时就会发现韦伯对于理性化的条件和机制的阐述揭示了那些重要却被远远低估了的联系。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商业理性行为的条件——比如像人所皆知的家庭和企业的分离,或私人收入和公共财产的分离——共同作为有力的因素在使目的取向的理性行为避免与受其他(根据定义是非理性的)规范控制的过程发生交换中发挥功用,进而使理性行为不受一些在非商业形式中站得住脚的互相帮助、团结、相互尊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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