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论稿(蓬莱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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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汤用彤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码：209 页
·出版日期：2001年
·ISBN：7532529177
·条形码：9787532529179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蓬莱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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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魏晋玄学论稿》对于玄学与佛学之关系、言意之辨、本末有无之争等问题的论述阐释，均有所创见，基本能够涵盖魏晋玄学的主要方面。作者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玄学思想中考镜源流，并掘发其中所蕴的义理，其治学之严谨，考订之精密，在《魏晋玄学论稿》中可见一斑，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
《魏晋玄学论稿》思想中常见的政治论题，在用彤先生看来有以下三点：其一是论个人之自处，名十或谦以自处，或卑以自持。前者之目的是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中远祸全身，后者之理论基础则是以有为无之用。别一方面又认为因顺自然方可遂性。其二则是论治世之要则，流行的观点认为此种治世之要则端赖于去争去私。其三则是论行政之其础。《魏晋玄学论稿》中附有用彤先生听课笔记之一中之《贵无之学》上、中、下三章。
作者简介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编辑本段]汤用彤-生平介绍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历月21日）（阴历）生于甘肃通渭。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1912年考人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人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担任。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从未间断。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编辑本段]汤用彤-学术成就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中国佛教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印度哲学
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编辑推荐《魏晋玄学论稿》是用彤先生在1938年至1947年十年中所写的八篇论文和一篇讲演记录稿合成的文集。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等。
目录
《魏晋玄学论稿》导读
魏晋玄学论稿
读《人物学》
言意之辨
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王弼弼大衍义略释
王弼圣人有情义释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
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
谢灵运《辨宗论》书后
附录 魏晋思想的发展
附 魏晋文学与思想
魏晋玄学与政治思想
贵无之学（上）
贵无之学（中）
贵无之学（下）
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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